汉朝最后的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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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弘羊去世之后的80余年里,汉帝国一直没有从武帝留下的“盛 世后遗症”中摆脱出来。由于国营化运动所造成的社会震荡太大,各项 管制政策相继松弛,“算缗令”再未重启,均输和平准二法基本废止,盐 铁专营政策几度反复。自武帝之后,继任的几位皇帝都很软弱,中央朝 纲日渐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而在地方上则出现了一股强大的世族势 力,在财经上,它与春秋战国时的贵族经济不同,俨然构成前所未见的 世族经济。


与贵族相比,世族也是以血缘来维系和传承的,不过它没有法定的 世袭性,其衍续壮大,有赖于一代代子弟的经略努力。同时,世族在价 值观上一切以家族利益为大,国家意识薄弱,对中央政权缺乏忠诚度。 在《后汉书》中有《樊宏传》,传主樊宏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世族 案例。樊宏的祖先是周代的仲山甫,周宣王时以务农经商而闻名,以平 民身份受举荐入王室,任卿士(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后受封于樊,子 孙便以此为姓。


樊家世代居住在工商业繁荣的南阳,樊宏的父亲“善农 稼,好货殖”,“资至巨万”。樊家在当地有农田300多顷,所盖的房屋都 有“重堂高阁”,方圆之内,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样样具备, 还有自成体系的小型灌溉系统。樊家庄园的四周建有自卫的坞堡,还有 一支召之能战的私人武装。在庄园内劳作的农户,要么是樊姓子弟,要 么是雇用的佃农,他们都只对樊家纳租,很多人不在政府的户籍管辖之


内。这样的樊家庄园,宛然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完全可以做到“有求必 给”、“闭门成市”。樊家还与当地的世族望族结成了极其复杂的姻亲联 盟,樊宏的姐姐嫁给了南阳的一个刘姓宗亲,而刘家又与当地望族李 家、邓家结亲。 在西汉末年,这种庄园化的世族经济,遍布帝国的大江南北。


跟历史上所有的现象一样,世族的产生是制度性的产物,它与两种 制度有关,一是军爵制,一是官僚推举制。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能否成为势力,主要看两件 事情,一是拥有多少土地,二是拥有多少人口。在西周的封建制度下, 能够拥有这两者的人都是中央分封的贵族诸侯,日久天长,他们就形成 了足以与中央抗衡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终而出现春秋战国的割据局面。 秦国的商鞅率先打破了贵族世袭体制,他提出的“军爵制”,即军功授田 制度,让非贵族血统的普通人通过战功也能够获得大量土地。此后500 余年,由战国而秦,再由秦入汉,先后产生了大批平步青云的军功地 主,他们获得授田,然后凭借丰厚的赏赐俸禄、社会地位的优势,再大 肆购置田地。与此同时,他们还招募大量的私人农户,这些人租耕土 地,不直接向政府缴纳租税,甚至不服徭役,不是政府在册的编户人 口。其经济安排,按自给自足的原则规划经营,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可 以完全不赖外界而独立生存。在世族内部,因血缘宗族而构成纽带,族 长的意旨就是全族的意旨,可以左右全宗族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活动。 这些因军功而成大地主的人之所以能够延续数代不衰,成为所谓的 世族,还与另外一个制度有关,那就是官僚推举制。


自殷周以来,朝廷 官吏都是靠推举而产生的,由此出现了一种现象,那就是各路豪强广收 门客,唯亲是举,其子孙门徒长久把持官职,累世拜相为将的情况比比 皆是。到西汉中后期,这一情况已经比较严重,出现了“四世三 公”、“四世五公”的“佳话”,世族门阀由此而生。积百年经营,这股日



渐壮大的世族力量惊人繁衍,在朝堂之上,他们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 排;在地方,则官商结合,自成体系,大量兼并土地和招纳人口,盘根 错节,终成与先秦贵族经济全然不同的世族豪强气候。 在公元1世纪前后,有一个孤贫的儒生决定对世族宣战。让人惊奇 的是,他以“和平政变”的方式登基称帝,然后启动了一场引起重大争议 的改制运动,他的名字叫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民国思想家胡 适称他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王莽本人是外戚出身。他的曾祖父王贺曾任武帝时期的绣衣御史, 王贺的儿子王禁生四女八男,次子王曼是王莽的父亲。


王曼为小妾所 生,且很早就去世了,王莽依附伯父王凤,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史 载,“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不过,他非常乖巧,王凤生病,他连 日不解衣带地尝药伺候,比亲生儿子还孝顺。他还从小饱读经书,主攻 《周礼》和《仪礼》,是王家最有学问的人。 王家腾达是因为王莽的姑母王政君,她入宫为嫔,因生下儿子刘 骜,当上了汉元帝的皇后,刘骜(成帝)即位后,王家五人同日封侯, 王凤更是被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开始了外戚专政。


王莽24岁 时被任命为黄门郎,30岁封新都侯,在朝廷上下,他以孝顺、懂礼、恭 谦和十分节俭而闻名,据载他的夫人常年穿着没有拖地裙摆的长袍,腰 间系着围裙,来客见了,大多以为是家里的奴婢。这样的外戚当然深得 朝野,特别是儒生阶层的欢心,被称为“当代周公”。 王莽38岁时当上了一人之下的大司马,其后元帝、哀帝、平帝相继 崩立,王莽在人事漩涡中几度沉浮,展现出高超狠辣的政治手段。公元 5年,汉平帝亡故(据传是王莽以药酒毒死的),王莽立年仅两岁的孺 子婴为帝,自称“假皇帝”,三年后,废孺子婴而登基称帝,国号“新”。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皇帝均为戎马出身,唯两人例外,一是王莽, 另一是篡唐立周的女皇武则天,一儒一女,堪称异数。 王莽称帝后,事事以《周礼》为标准,宣布要“奉古改制”。关于王 莽改制,后世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他是“托古篡汉”,托古是名,篡汉 是实,因而是一场政治闹剧;另一种则认为,他是真心实意地要按周代 古制来改造弊病丛生的当代,是汉代儒生的一次理想主义试验。其实, 就经济改革而言,这两种观点都不完备,因为王莽确实是想改革,不过 他并不想改回到遥远的周代去,他的改革目标其实就是“武帝——桑弘 羊”模式。


当时之世,无论是世族势力的壮大,还是土地兼并过度,或财政困 难,其实都是中央权力旁落的体现,甚至王莽能篡汉自代本身,也是皇 权羸弱的结果。所以,他登基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重新实现中央集 权。在随后的10多年里,王莽推出了众多的经济改革政策,无不围绕着 这一主题展开。


王莽改制,首要之举是“五均六”,这就是全面恢复盐铁专营和均 输、平准二法。 “五均六”是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年正式推出的,所谓“五均”,是在长 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由原来的令、 长兼理,称为“五均司市师”,他们的工作,一是定时评定物价,名 曰“市平”;二是控制市场供应,市场货物滞销时,以低价收购,货物涨 价时,则以高价出售;三是办理赊贷,根据具体情况,发放无息贷款 (赊)或低息贷款(贷);四是征收山泽之税及其他杂税。


所谓“六”, 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 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 从王莽为“五均六”所下达的诏书看,他对专营政策的理解是非常到


位的。他说,政府要管制的都是一些人民日常必需,虽然价格很高也一 定要购买的商品,也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这些产业国 营化之后,就可以达到“齐众庶,抑兼并”的目的。胡寄窗评论说:“在 王莽以前,倡议经济管制的如管仲与桑弘羊,对管制政策的必要性都不 如王莽讲得透彻。”不过,后世的人们也都知道,所有推行计划经济的 人无不以“均贫富”和实现社会公正为口号,而实际上都是为了加强集权 以及扩充财政收入。


107 与汉武帝时期的国营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密度太大,计划 色彩甚至更加浓重。比如,在零售物价的管制上,到了无微不至的地 步。《汉书·食货志》记载,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对各种商品进行分类定 价,同一种商品以品质的不同分成上、中、下三等,然后才允许商贾拿 到市集上去销售。108这无异于用计划之手完全代替了市场的功能。 此外,王莽也仿效汉武帝的做法,任用一批商人来经营“五均六”。


 他任命京城最出名的巨商王孙卿为主管市场的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 任命洛阳城里有“十千万”资产的富商张长叔、薛子仲为纳言士,在各地 设置专营事务的官吏时,大多用的是当地的商人,让他们当交易丞、钱 府丞等。由于缺乏铁腕的监督机制,这些穿着官服的商贾乘机与行政官 员沆瀣一气,虚设账簿,掏空国库,大肆牟取私利,最终的结局是,官 府的钱库没有充实多少,却弄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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