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沦陷了,在生与死之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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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圣诞节,香港沦陷,漫漫长夜,已经降临了。       很多逃不出去的人,身陷黑夜之中,痛苦着,等候着,失望着。著名教育家、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因患严重的心脏病,无法撤离,1942年1月7日,怀着一腔忧愤,在香港去世,享年76岁。       曾经担任广州《七十二商报》主笔,广东近代报人代表之一的李健儿,“九·一八”事变后,他撰写了晚清抗法名将刘永福的故事《刘永福传》,激励人心。香港沦陷后,日军设宴邀请李健儿出任报社编辑。宴会中李健儿狂饮酩酊,操起酒瓶掷向日本人,痛斥日军侵华,然后从高楼纵身跳下,当场身亡,时年46岁。       当日军开始空袭九龙时,以小说《生死场》闻名的作家萧红正在九龙乐道的家中养病。她是1940年初与丈夫作家端木蕻良一起从重庆来到香港。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创作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短篇小说《后花园》《小城三月》等作品。萧红       萧红很早就在文坛崭露头角,被鲁迅称之为“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1936年,萧红作为最初发起人之一,与鲁迅、茅盾、巴金、叶以群等67位作家联署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反对内战,号召爱国文艺工作者,发挥进步作用,创作优秀作品,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解放,民族独立而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萧红有憾于日蹙国土百里,神州陆沉,民众流离,乃以手中之笔作为救亡武器,写下一系列以抗日为主题的作品,如《寄东北流亡者》《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她在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        东北流亡同胞们,我们的地大物博,决定我们的沉着毅勇,正与敌人的急功切进相反,所以最后的一拳一定是谁最沉着的就是谁打得最有力。我们应该献身给祖国做前卫的工作,就如我们应该把失地收复一样。这是无可怀疑的。       东北流亡的同胞们,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高粱、谷子,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土地上年老的母亲,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地面上的痛心的一切的记忆,努力吧!         在她的朋友和读者看来,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萧红在文坛的前景,该有多光多亮啊。然而,1941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却把她击倒在香港了。4月,美国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回国途经香港,到九龙看望萧红。其后萧红听从史沫特莱的劝告,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发现患有肺结核。那个年代,肺结核几乎是绝症的代名词。玛丽医院       在这沉重的打击下,萧红并不悲观,她甚至给自己定了一个宏大的创作计划,包括要写十个短篇、两个长篇(反映哈尔滨女学生与生活抗争的《晚钟》和描写开垦北大荒的《泥河》)。可惜,她与病魔之战,才刚刚开始,香港又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一切美好的憧憬,都被战争击碎。12月8日,日军轰炸启德机场,香港保卫战开始了。这天,柳亚子冒着空袭的危险,到萧红寓所探望。萧红在病榻上,听着远处隆隆的爆炸声,而病榻之前,这位相识不久的长者的谆谆慰喻,在内心更添几分“天涯孤女”的悲凉凄切之感。柳亚子题诗一首相赠: 轻飚炉烟静不哗,胆瓶为我斥群花。誓求良药三年艾,依旧清淡一饼茶。风雪龙城愁失地,江湖鸥梦倘宜家。天涯孤女休垂涕,珍重青韶鬓未华。        萧红的朋友们,已纷纷潜返内地了。茅盾走了。胡风走了。叶以群走了。柳亚子也走了。但萧红却在病榻之上,动弹不得,每天只能透过窗口眺望天空,时浓时淡的烟幕,在窗前飞过,把蓝天搅得一片混浊。这惨黯的画面,她在上海见过,在武汉见过,在重庆见过,今日又见,仿佛是一个缠上了她的恶魔,从上海一直追到香港。多么可恨、可恶的画面。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在漫天硝烟之下,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不久,香港亦告沦陷。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为误诊而做了喉管手术,致使不能饮食,身体日益衰弱。       1月15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第二天,萧红精神稍好,强支病体,在一纸片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等字句。       天空的硝烟还没散去,一面太阳旗在玛丽医院楼顶升起了,大门口换上了“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尽管由于健康原因,萧红无法加入到逃亡的队伍,她再也没有机会重返白山黑水故乡了,但也决不会留在香港被侵略者所利用。她被悄悄转移到红十字会的临时医院。由于连日倥偬流离,缺医少药,加上内心受着万分痛苦的煎熬,1月22日,年仅31岁的一代才女萧红,怀着许多未及完成的写作计划,怀着对遥远故乡的绵长梦想,与世长辞,告别了这个纷纷扰扰的乱世。戴望舒(右)、平泽(中,日本《读卖新闻》驻港记者)、叶灵凤1942年初在萧红墓地吊祭       当萧红那盏灯悄然熄灭时,香港的街道上,到处是排队的人龙,买米的、买柴的、买船票的、上银行提钱的,形成了混乱的人潮,互相拥挤着,喧嚣着,填满了所有的大街小巷。萨空了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等船赴澳门的行列更长了,由永安码头一直排到长洲码头,至少有一个华里以上。同时我们还看到了买米的行列,比等船的更多……”对明天充满焦虑的人们,谁也没有留意,那个在红十字临时医院里寂寞离去的女子。       萧红去世后,端木蕻良、骆宾基处理完她的后事,安葬好她的骨灰,也一起离开香港这块伤心地,往桂林去了。1月25日,香港沦陷一周月,萧红的头七还没过。曾经以日记形式,逐日记下香港保卫战及沦陷后那些日日夜夜的萨空了,终于也在这天离开香港了。他乘船前往澳门,然后转赴内地。他在香港的最后一篇日记写道:        我相信我一定会在短期内再看到太平山,并且太平山顶飘扬的旗帜,将不再是代表任何帝国主义的旗帜,而是代表民主,自由的旗帜。        正是这种信念,激励着所有未死的人们,告别死者,告别黑暗,毅然走向明天。        香港沦陷前夕,国民政府也开列了一份紧急撤退的人员名单,派飞机到九龙接载。有“三百年仅此一人”之誉的陈寅恪,是名单上最具份量的学人之一,国民党中执委秘书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朱家骅曾致电陈寅恪,让他赶紧收拾行装,携家眷乘机返国,万勿错过这最后一线生机。       当时陈寅恪与夫人、女儿寓居九龙太子道369号的三楼后座,自开战以后,听着日机在头上不断掠过,爆炸声此起彼伏,已抱随时可死之心。接电后又燃起一线希望,举家匆匆赶往启德机场,不料却被挡在跑道之外,不准登机,因为飞机已经满座,并被告知,这是最后一班机了,不会再有飞机来了。与陈寅恪同一遭遇的,还有国民政府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以及蔡元培的夫人等人。陈寅恪、唐筼夫妇与孩子们在一起       朱家骅所说的“最后一线生机”,于焉断绝。无可奈何,陈寅恪一家只能惶惶然返回家中。陈寅恪的女儿流求记述:“父亲仍在做赴英准备,如缝制他素不喜欢的西装。不料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香港迅即被日军占领,一时社会秩序混乱,孤岛上生活困难,交通阻断,学校停课,商店闭门,人心焦虑不安。”       陈寅恪辞去在香港大学的教职,在家闲居避乱。由于学校关门,粮库封锁,钱粮来源皆告断塞,唯靠些微存粮,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节省口粮,夫人唐筼不得不实行缩食计划,几个月不沾腥荤,有时以红薯根皮糊口,每餐亦只得半饱,偶有一只咸蛋,全家五人分食,如尝珍馐美馔。营救陈寅恪脱险的朱家骅       陈寅恪还要不停应付日军的骚扰,经常被日军迫迁,他曾试过两个月没脱鞋子睡觉。有一回,日军又要征用他们家所租住楼房作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限期搬出。外面天寒地冻,兵荒马乱,日军到处设卡,随意当街杀人,陈寅恪的诸亲好友,早已雨零星散,求助无门。这时把他一家人赶到大街上,无异于驱羊入虎口。女儿流求记述,“那天早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淡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亲友住址,缝在四岁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仅全家人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陈寅恪忍无可忍,毅然出面与日军交涉,由于他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且理直气壮,终使对方同意放宽时限。后来这支军队因奉命开拔,整幢楼的居民才逃过一劫,幸免流落街头。       然而,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之中,陈寅恪深信天之未丧斯文,仍坚持撰写《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新年之际,陈寅恪以手栽盆花为题,赋诗感怀: 寂寞盆花也自开,移根犹忆手亲栽。云昏雾湿春仍好,金蹶元兴梦未回。乞米至今余断帖,埋名从古是奇才。劫灰满眼看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太平洋战起困居香港时作 一九四二年二月——《壬午元旦对盆花感赋》        其中“埋名从古是奇才”,说的便是香港沦陷后,许多名流英杰、才子佳人,谨守春秋大义,践行“不食周粟”之志,纷纷隐名埋姓,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新年过后不久,日本当局派人持军票20万元,委任陈寅恪到上海或广州办学,陈寅恪以身体有病为由,一口拒绝。他给友人的信中说:“至精神上之苦,则有汪伪之诱迫,陈璧君(汪精卫妻子)之凶恶,北平‘北京大学’之以伪币千元月薪来饵,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当时内地书问断绝,沪及广州湾亦不能通汇,几陷入绝境。” (《致傅斯年函》)       以气节见称的义宁陈家后人,大节巍然,操持峻洁,岂肯为侵略者服务,只有毅然设法逃出。朱家骅再次密电澳门,让国民党地下人员转告陈寅恪,将会派人携款由澳门至香港接应陈氏,请陈寅恪设法与之接头,并携家眷按计划出逃。然而,这位地下人员三番四次到香港,都因日军戒备森严,无法与陈寅恪接上头。       陈寅恪再也没有耐心等下去了,决意自行觅路逃走。5月5日夜晚,陈寅恪带着全家人,登上一条运粮的小货船,由于陈寅恪还欠着债务,走前必须偿还,以致盘川不足,不得不把衣服、鞋子都抵给了船家,才能上船。他们悄悄逃到澳门。在澳门,他找到了重庆政府派来的地下人员,取到了由中央研究院和中英庚款基金会共同拔发的一笔款项及可用于逃亡的部分川资。       这笔钱如渴时甘露,解决了部分难题,陈寅恪终于踏上了取道广州湾返回内地的路途了。大海茫茫,一叶孤舟,就这样义无反顾地冲进了狂风巨浪之中。女儿因为晕船,瘫坐在椅子上,陈寅恪鼓励她说,自己在她这个年龄(13岁)已经乘海轮东渡留学,最初也是晕船,但咬牙坚持,慢慢适应,最后竟锻炼到可以在风浪颠簸之中,与水手一起吃饭。陈寅恪在船上赋诗《壬午五月发香港至广州湾舟中作用义山无题韵》: 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袖间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少留。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读书久识人生苦,未待崩离早白头。        诗中表达了一种狐死首丘的故国之情,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至死不渝。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海上之旅,他们终于登上了广州湾的陆地,然后沿着潜江、柳江,向桂林进发。陈寅恪的兄长听到他安全抵桂的消息,赋诗《闻六弟携眷自香港脱险至桂林》祝贺云:“穷愁羁我在,辛苦识君来。正气吞狂虏,余生息祸胎。”而“正气吞狂虏”五字,恰是陈寅恪在香港守身如玉、守节不移的写照。       另一位与陈寅恪同一遭遇的人是叶恭绰。他出身于广州番禺的书香门第。当日军进攻九龙时,他已拿到了飞往重庆的机票,却因为机位被其他党政要人所占,无法成行。他在政坛的显赫历史以及在文化界的名望,足以使他被重庆政府列入抢救名单和被日本人列入最重要的网罗名单之中。这时,他身陷四面环敌的危阽之地,随时有不测的风险。叶恭绰       日本人想利用叶恭绰组织文化协会,他断然拒绝了;后来想捧他出来做广东省长,也被他拒绝了;再请他另立华南政府出任主席,他还是嗤之以鼻。对种种危迫利诱,叶恭绰一概严拒,把门关得死死,连一条缝隙也不给日本人和汉奸留下。一个真正的士人,身处国家、民族、文化存亡绝续之秋,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唯求自慊自足,无负平生所读的圣经贤传,以酬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恩泽而已。       叶恭绰羁泊孤岛,生活贫寒,然守志不渝。他尝赋“浣溪纱”词,内有“势压扶桑大海东,江山生色气葱茏,谁云此树不英雄”等句,也许正可洞察他此时的心迹。叶恭绰在香港一直熬到1942年的10月,才在友人的帮助下,成功逃离,移居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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