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能让人爱看”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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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的“史记于序事中寓 论断”篇中,有“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 史公能之”之语,足见他对史学中“寓论断于序事”之能力的评价之高。 当代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对此论格外钦佩,于1961年发表了《司马迁寓 论断于序事》一文,认为历史作品不能干巴巴的,应能吸引人,“能让 人爱看”。 


陶菊隐先生近半个世纪前写就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便是 非常难得的“寓论断于序事”、“能让人爱看”的佳作。 


从1912年年初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到1928年年底张学良宣布东 北“易帜”,这十七年间中华大地兵连祸结,战火连天。特别是袁世凯死 后,更出现“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分裂局面,指不胜屈的大小军阀各自为 政,彼此征伐,战事一日未绝;谋士、政客纵横捭阖,耍尽阴谋诡计, 在这十七年中,仅“北京政府”即如走马灯般更换了十三任总统、四十六 届内阁,而其他地方军阀政权的更替则难以胜数。这段历史本身的残 忍、荒诞和令人惊心动魄的程度,恐超出人们的想象。所以无需任何虚 构,仅如实将这段历史作全景式扫描,读来即令人时时紧张、悚惧无 任。然而,若无如椽巨笔,休想不假任何虚构即能将这一段千头万绪、 纷繁复杂的历史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头头是道。而陶菊隐这一百 三十余万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却就是不假任何虚构便把上 至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这段长达三十三年经纬万端、 云谲波诡的历史说得清楚明白。陶氏对史实极为认真,所用素材皆有所 本,且大都经过自己的一番考证,叙事毫不“戏说”却通俗生动,确担得 起“目光如炬的史学家”(曹聚仁语)之称。 然而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的是,陶菊隐其实只有中学学历,并未受 过正规的史学训练。原籍湖南长沙的陶菊隐出生于1898年,中学尚未读 完,就于1912年进入长沙《女权日报》当编辑,年方十四即步入新闻 界,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报人”生涯。不久,就任《湖南民报》编辑, 撰写时事述评,稍后辞职接办《湖南新报》,任总编辑。同时,他还为 上海一些大报撰写湖南通讯。1919年,他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身份,

参加湖南的“驱张(敬尧)运动”。


由于对湖南政情报道出色,1920年他 受聘担任上海《新闻报》驻湘特约通讯员,撰写长沙特约通讯。1927年 任《武汉民报》代理总编辑兼上海《新闻报》驻汉口记者,其间他还为 著名的《申报》、《大公报》撰写通讯。1928年,他以《新闻报》战地 记者身份随国民军报道“二次北伐”,冒着枪林弹雨发回大量战地消息, 亲身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济南惨案”。他对军阀混战新闻的迅速、 准确报道和深入的述评分析,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与天津《大公 报》的张季鸾并称为当时中国报界双杰。从30年代起,他又先后在南 京、上海办报。 由于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日紧,他便从写“新闻”转为以写北洋时 期“旧闻”为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宣传抗战,曾受蒋介石单独召 见。长期的政治、军事报道工作养成了他对时局犀利的眼光和深刻的分 析、判断能力,所以他对国内抗战尤其是国际形势的看法深为蒋赏识, 曾想将他安排重用,但他的好友蒋百里认为他回到上海新闻界作用更 大,便代其婉拒。于是蒋让陈布雷嘱咐他,回沪后对时局的看法、对形 势的分析可写书面材料设法随时转交。


由于他在上海“孤岛”时期不顾日 伪百般威胁利诱,坚持抗战,所以几次受到迫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 发,上海“孤岛”沦陷,他不得不退出新闻界,过着隐居生活,专注文史 研究和写作。1949年后,他曾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以他的复杂经历与 交游,在“文革”中自然难逃迫害。“文革”结束,他终获平反,又重新握 管疾书,于1989年病逝。 陶菊隐1912年步入新闻界时,正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来 史学界所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开始。湖南当时政治活跃,各种矛盾 异常尖锐,是各路军阀必争之地,同时又是北伐军师出广东的首攻之 处。可以说,陶菊隐是以报道“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新闻起家的,是这段 历史的直接目击者。他与各路军阀及北伐军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有相当密 切的交往,对他们作过周密细致的采访,参与过许多重要会议报道,不 仅对台前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且对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逸事也知之 甚详。


他巧妙周旋于不同派系军阀、政客间,获得他人难以得到的消 息,却又不失独立报人的原则,始终客观、如实地向公众报道新闻。许 多被军阀当局列为禁区的独家“政情内幕”,倘如实报道则无异于引火焚 身,但如果避而不写就是对报馆和读者的不负责,而他总能想方设法既 将消息发出,又保证自己的安全,至为不易。 


长期的报人生涯使陶菊隐特别注重资料搜集、整理和积累,许多当事人也给他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日积月累,他建立了自己的小资料库。 对北洋时期史实的稔熟和占有丰富的资料,使他从30年代起由新闻到文 史研究、写作的转向如同轻车熟路。其中,《筹安会六君子传》、《督 军团传》、《吴佩孚将军传》等书内容均与北洋军阀有密切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提议旧时代过来的人可多写文史资 料。陶菊隐于是开始写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计划分八册出 版,并于1957年初春起陆续出版了前几册。然而,就在这年年中政治风 云突变,出版社认为此时出版这种军阀时代的史书而且共出八册,政治 风险太大,要单方面中止合同,不再续出后面几册。他的儿子陶端回 忆: 父亲自然心有不甘,在万般无奈之际,他想到了求助于毛泽东 主席。早年同为湖南人的父亲与毛泽东在“驱张运动”中曾有一段 共事经历。


张敬尧祸湘时期,长沙市民组织各界联合会,要求开放 言路,改选省议会。时任老师的毛泽东是教育界代表,陶菊隐则是 新闻界代表,在一次重兵把守的辩论会上两人都差一点被军阀逮 捕。果然给主席去信还是起了作用。毛泽东并未亲自回信,处理来 信的工作人员可能考虑到这段历史渊源,也有可能调查过这本书前 几册没有问题,作者也并未打成右派,《史话》终于在1959年12月 全数出齐。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陶菊隐在个别地方不得不生硬地使用自己并 不熟悉的新时代的“新语言”、“新观点”,以至傅雷先生见到他时打趣地 说:“陶老,你写的这本北洋军阀史话好是好,可怎么钉了那么多的‘红 补丁’呀?我看还是你老早写的书好。”“红补丁”?陶菊隐一直未忘老友 的这句调侃。在已经实行改革开放的1981年,这部书重新出版时,他仍 念叨着已在“文革”中遇难的傅雷所说的“红补丁”…… 昨天的新闻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所以有人 曾形象地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陶菊隐先生不愧是将新闻化作历史的 高手,历史在他笔下娓娓道来,决无“戏说”却又引人入胜,恢复了史 家“讲故事”的能力。而当今“戏说”的繁盛,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史学界“讲故事”能力匮乏的惩罚。其实,历史不必戏说即能扣人心弦,端看 史家本事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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