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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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是一个官场“另类”。他的文采极好,与韩愈、柳宗元、苏轼 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他常年在基层当官,历任淮南判官、鄞县知 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对行政关节十分娴熟。而 平日里,他不修边幅,独来独往,个性十分孤傲,在注重享乐和礼数的 士人中显得格格不入,时人讥笑他不通人情世故,戏称其为“拗相公”。 开放——管制——半衰——崩溃,循环往复,轮回重现,这是中国 历代治乱的宿命,而每当经济出现重大危机之际,必会出现一位重量级 的理财大师,他成为那个朝代的转折点。在宋代,这个人正是王安石,


他对宋神宗建言说,要“富国强兵”,就必须“摧抑兼并,均济贫乏”,而 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效仿伟大的汉武帝,执行国家主义模式,由政府全面 管制所有重要的产业领域。


王安石的政策建议遭到朝中众多大臣的反对,延和殿的廷辩就发生 在这一时期。与他面对面交锋的是翰林侍读学士、文坛领袖司马光(公 元1019~1086年)。因为宋朝对文士从来宽松,所以大家的言论就十分 放肆,双方辩锋犀利。 这场辩论是从要不要“辞赏”引起的。神宗登基后,带领众大臣去天 坛祭祀,按惯例,皇帝赏赐了大臣们。


而大臣们也按例上书辞让赏赐。 司马光请神宗接受大臣们的“辞赏”,他说:“当今国用不足、灾害 频繁,首要之举,正是削减政府支出。” 王安石大大地不以为然,他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们的收入有 限,靠节省开支,实在起不了大的作用,不是当今的急务。” 司马光反问说:“那你说说什么是当今的急务?” 王安石说:“国家财政不足,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找到善于理财的 人。”言下之意,站在对面的司马光等人都是空口儒生,只知“省钱”, 不懂开源。 司马光反讽说:“所谓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把头屑都收集起来, 用簸箕扫聚细碎,尽力搜刮民财。如此下来,老百姓困苦不堪,流离成 盗寇,这难道是治国之道吗?” 王安石说:“这当然不是善于理财的人,真正高明的人,不在老百 姓身上征税而国库却无比充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在熟读史书的司马光听来,这一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非常刺耳, 他当即反驳说:“这是当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把它记录下 来,讥讽武帝被蒙蔽了。天地之间所能生产的种种货物,只有那么一个 数量,不在民间,就在政府,桑弘羊说他能够让国库充沛起来,不从民 间获取,那是从哪里得来的?如果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那么,武帝晚 年怎么会出现盗寇蜂起的情况?难道不是人民因为穷困而造反的吗?这 样的话怎么可以拿来作为国策讨论呢?”222 以司马光之见,桑弘羊和王安石所标榜的“不加赋”其实比“加赋”还 要坏,因为,“所谓不加税赋而国库充足,不过是想办法偷偷地夺取民 间财富,它的害处更甚于公开的征税”。223 双方你来我往,辩论了很长时间,“争论久之”。


在这场火药味甚浓 的大论战中,朝中重臣大多站在司马光一边,神宗徘徊其间,无比为 难,在延和殿上,他对司马光说,“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转过头去, 又同意王安石的主张,“不允”辞赏。 有关延和殿廷辩的记录出现在司马光的文集中,因而看上去,似乎 是反对派占了上风,而实际上,这些质疑的声音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宋神 宗和王安石的决心。6个月后,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 宰相),全面负责变法事宜。


为了坚定皇帝的决心,王安石就对他讲了 一句日后非常著名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 言与1000多年前商鞅对秦孝公所说的那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前 后呼应,如出一辙。 王安石在后来的几年里提出了一个整体配套改革方案,相继颁布十 余条法令,其中,最重要的三大经济政策224,分别是均输法、市易法和 青苗法225。

均输法是“王安石变法”的第一招,它的“政策版本”源于桑弘羊,不 过,与前辈不同的是,王安石在政策初衷和操作方式上更有递进。 桑弘羊推行均输法的初衷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也就是以促进 商品的均衡流通为目标。而王安石明确提出自己之所以要“均输”,根本 目的是由政府掌握重要商品的流通权——“轻重敛散之权”,防止富商大 贾进行投机活动,国家作为一个经济组织“与商争利”的特征昭然若揭。 其次,王安石专设发运使衙门,还从国库中专项拨备出500万贯、300万 石大米,作为均输的本钱,这也是桑弘羊及刘晏所没有尝试过的,表明 王安石的均输更加具有商业经营的性质。


▲司马光 在推行均输法的两年零八个月后,王安石推出了市易法,由政府全 面垄断城市的商品零售,在各地设立市易司,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 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各大城市的贸易商 人必须到市易司获得核准的身份资格,否则不得擅自经商。市易法推出 后,均输业务并入其中,在流通领域构成一个集采购、运输和定价销售 为一体的国营垄断体系。 青苗法的提出比均输法晚了两个月,这是王安石的独创之举,也是


他最为得意的手笔,据他自己说,这一思想源于《周礼·泉府》——尽 管他曾说过“祖宗不足法”,不过在后来,他不断地到《周礼》中去寻找 变法的理论依据,这一点跟王莽很类似。其具体办法是:在每年夏秋两 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 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王安石以现存于各地国有粮仓中的钱谷1400 万贯石为青苗本钱。 王安石的这三大政策一举笼罩了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两大领域——商 品流通和农业生产,其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可想而知。就跟所有的计划经 济大师一样,王安石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第一,尽可能多地增加中央 财政收入;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 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 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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