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皇帝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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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年间,范永斗在张家口开设商号,从事马匹买卖,他与王登 库等八个来自山西的商人家族控制了当地的马市贸易。往来商客之中, 来自东北的满人是最大买家,他们用皮毛、人参等特产换回马匹、铁 器、盐和粮食,范永斗做生意非常讲求信誉,“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 义”,在这过程中,他与满族上层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满人攻入中原 后,马匹、军械等需用大增,范永斗等人便成了最重要的采购商之一。


清王朝建立之后,厚赏八大家,顺治专门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许 以官职,范永斗等人竭力推辞。于是,顺治封他们为“皇商”,也就是专 门为皇家服务的商人,籍隶内务府。清政府把张家口附近的五百里地赐 给他们开垦,义务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广储司库”,以供皇家专 用。其中,最大的得益者是范永斗,他受命主持贸易事务,还垄断了东 北乌苏里、绥芬等地的人参采购业务,由此,范家又被民间称为“皇家 参商”。“战争是造就超级富豪的重要路径”,介休范家是这条定律的重要实 践者。范永斗靠依附满人,成为家产百万级的富豪,而到了他孙子一 辈,则靠发战争财成了千万级富豪,也是实际上的清初首富。 康熙执政时期,多次出兵平定新疆叛乱,由于路途遥远,且经沙漠 地带,运送军粮成了一个突出的困难,每石米运到军中需120两白银。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准噶尔部再次叛乱。范永斗的两个孙子范毓 与范毓 根据自己从小随父在塞外经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认 真核计,联名呈请当朝,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三分之一的费用运送军 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


 从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范家成为最重要的军粮运输商,他 们多次受命于危难,在沙漠万里中辗转运输粮草,不惊动地方官府和百 姓,所运军粮都能准时抵达。328军粮的价格,包括粮价和运杂费在内, 开始时每石为40两白银,以后主动降为25两、19两。不仅如此,范家还 承担了运粮的风险,《清史稿》记载,1732年(雍正九年),因敌寇侵 袭,军粮在运输过程中损失13余万石,范家自掏腰包补运,为此花费 144万两白银。在康雍乾三朝,范氏总计运输军粮百万余石,为政府节 省费用600余万两。 范家对朝廷的报效当然也得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补偿。1729年,雍 正特赐范毓为正二品的太仆寺卿衔,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后
世另外一个更出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被授从二品的布政使衔江西候补 道,在官衔上尚不及范家。范毓考上了武举,从千总干起,当过天津镇 总兵,累官至广东提督,1750年(乾隆十五年)去世,在《清史稿》中 有一段500来字的小传。 据山西籍的经济学家梁小民考证,范毓也是唯一一位被写进了《清 史稿》的晋商。换一个角度来说,煌煌《清史稿》凡536卷,只留了区 区500个字给清朝最重要的商帮集团——而且还因他是总兵、提督之 故,不得不说是商人阶层被正统史家边缘化的一个佐证。 除了政治上的表彰之外,范家在经济上的实惠当然更大,最重要的 一项是,获得了北方中国最主要的两大盐场——河东与长芦的引盐经营 权,范家摇身而成盐商之首。仅在长芦一地,范家就持有盐引10718 道,按每道引200斤计,就控制了食盐214.36万斤。而且,限定的销盐 地区条件十分优越,靠盐场近,人口稠密。范氏在潞安、泽州、直隶、 河南建立了庞大的销售网。


1732年(雍正九年),原来在大兴等八州县 承办盐业的皇商李天馥积欠30多万两盐课银,面临破产,范氏收购之。 最兴盛时,范氏供给1000多万人口的食用盐。 范家还进入了当时获利甚丰的铜业贸易。清初以白银为本位货币, 但民间交易多用铜钱。国内只有云南产铜(“滇铜”),矿源缺乏,康熙 年间起从日本进口“洋铜”。最初由沿海民商承办,用国内的丝绸、茶 叶、瓷器、药材及其他杂货换取日本铜,利润极高,据记载,“大抵内 地价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十”。范家联络张家口的五 个皇商,要求承办对日铜贸易。从乾隆三年到乾隆二十九年,范家每年 贩铜60万斤,占进口量的1/5,乾隆三十一年后,年贩铜140万斤,占进 口量的1/3强。 作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极盛之时,家产遍布南北各 地,在山西、直隶、河南有盐店近千家;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


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6艘;在北京有商店3座,张家口有 商店6座,归化城有商店4座;在河南彰德府有当铺1家,在张家口有地 106顷,各地房产达千余间。此外,范氏还从事木材、马、皮毛、人参 等贸易,并与英商进行玻璃贸易,开采铅矿。范氏家族有50多人被授予 官职,行走政商两道。范毓在老家介休张原村修筑范家大院,极尽奢 华,被当地人尊称为“小金銮殿”。 范家因官而兴,所作生意也大多与政府有关,所以,其命运的把柄 自然也握在官家手中。雍正晚年,北方军情动荡,运粮业务遭遇损失, 户部追缴262万两银子,范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白银,约定分五期偿 还,由此种下衰败的祸根。


到了乾隆后期,四海安定,范家的利用价值 已然耗尽,就成了被围猎的对象。1782年(乾隆四十六年)前后,日本 幕府政权以铜矿开采殆尽为理由限制出口,曾经暴利的铜业突然变得无 利可图,以皇商身份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一时间进退失措,朝廷的官 员们乘机催讨官铜,范家只好到市场上去高价收购,由此欠下巨额债 务。两年后,朝廷以欠款340万两白银为由,抄办范家。至此,“狐兔 死,走狗烹”,风光无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凄惨的尽头。在这一部企业 史上,介休范家的兴衰史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标本,“看它起高楼,看它 宴宾客,看它楼塌了”,这样的故事一再重演,并且情节相近,结局类 似,从来没有什么新意,这是最让后人沮丧的地方。 大清帝国前后延续了268年,总共有10位皇帝。位居二、三、四位 的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实际执政64年),从 1661年到1799年,凡138年,占了清朝的一半,这段时期被称为“康乾盛 世”。


盛世的标志有三,一是人口的迅猛增加,清朝初建时全国人口约在 1亿到1.2亿之间,乾隆晚年时已超过了3亿;二是中央财政日渐丰腴, 康熙去世时,国库盈余有800万两白银,雍正留下了2400万两,乾隆留 下了7000万两;三是百年太平造成民间生活的安逸,商人阶层由俭入 奢,工商繁荣。 然而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康乾盛世”其实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 度下的周期性复苏,中国社会仍然在超稳定的状态下平铺式地演进, 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没有发生任何本质性的突破。民 国学者傅斯年曾对此有深入研究,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 期,必定重获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 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期间均不过两 三代人,“康乾盛世”无非是这一周期的再次重演。 如果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我们更会发现,这所谓的“盛世”实 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在西方史上,17世纪是一个智力大爆发的时代,英国哲学家阿尔弗 雷德·怀特海称之为“天才的世纪”。在这100年里,出现了开普勒(德 国)、伽利略(意大利)、笛卡儿(法国)、牛顿(英国)、费马尔 (法国)、莱布尼茨(德国)、帕斯卡尔(法国)等天才级大师,他们 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 作,并集体奠定了现代科学殿堂的基石。 在科学启蒙的推动下,历史开始跑步前进,速度达到了令人头昏目 眩的程度。其后的100多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全过程,新 的生产力像地下的火山,猛然喷涌出来,洗荡天地,工农业产量成百倍 地增加。与此同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样迅猛,西方各国人民通过立宪 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了法律的笼子里。


在清帝国的北方,一个叫俄罗斯的国家也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化之 旅。1703年,比康熙皇帝小12岁的年轻沙皇彼得一世力排众议,决定将 首都从莫斯科迁移到芬兰湾和波罗的海边的一块沼泽地上,日后证明这 是一个伟大的决定,它使得落后的俄罗斯由一个内陆国家变成了面向大 海的帝国。彼得几乎把全欧洲最时髦的建筑都搬到了这座被命名为圣彼 得堡的新城市中,在那个马车年代,圣彼得堡的街宽已达20多米。彼得 日后以“大帝”名垂历史,他以及他的子孙们让俄罗斯成了一个新崛起的 大国。与西方相比,东方的情景则恰成对比。


 清代的皇权专制尤胜于明代。明王朝取缔了宰相制度,集独裁于皇 帝一身,不过它还有内阁制,大臣尚能公开议政,而到清代,则以军机 处取代内阁,办公地点就在紫禁城隆庆门墙脚边的一排小平房里,从 此,一国政事被全然包揽在皇室之内,皇家私权压抑行政公权,无复于 此。329 对于社会精英,清代初期的政策是全面压制,入关不久的1648年 (顺治五年),清廷就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树立一块卧碑,上面 铭刻三大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 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 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清代皇帝多次大兴“文字狱”,使得 天下文人战战兢兢,无所适从。《清稗类钞》记载的一则故事最为生 动:某次,雍正皇帝微服出游,在一家书店里翻阅书籍,当时“微风拂 拂,吹书页上下不已”,有个书生见状顺口高吟:“清风不识字,何必来 翻书。”雍正“旋下诏杀之”。在“文字狱”的高压恐吓下,清代在工商思 想上的开放远不如明代,类似丘浚、顾宪成这样的人物竟无出现,知识 分子愈来愈蜷缩在狭隘的“学术羊圈”之中,穷首皓经于训诂之学,格局 和胸襟越来越小,大多成了寻章摘句的老雕虫。


如果说,在15世纪的明代中期,徐光启与利玛窦还能在科技知识上 平等对话,那么,到了康乾年间,中国学者已经无法与西方分庭抗礼, 双方完全处在两个无法沟通的知识和话语体系之中。金观涛和刘青峰在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中对这一现象进行过研 究,他们分别绘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从这 两张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到了15世纪之后,中国的增长曲线呈现长 波段的水平停滞状态,而西方则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金观涛和刘青 峰因此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无论对于西方还是中国来说,科 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


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 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 取。330 当然,上述的分析都是后人站在历史高地上的俯瞰,那些生活在17 世纪的中国人是根本感觉不到那份焦虑和超越的。在余英时看来,“就 朝代的兴替而言,1644年满族征服中国固然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但是若 因此而说其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也是太过夸张”。据他的观察, 自晚明到清代,中国社会的基本衍变轨迹是缓慢、持续,并且一以贯之 的,只是“活在这两个世纪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未察觉到自身已经历了中 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时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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