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社会流动及其影响—明清徽商的土著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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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是一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在明清时期,新安商贾在全国各地随 处可见,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然而,有关侨寓徽商土著化的几个 问题,仍然十分模糊。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在《徽商及其网络》一文中指出:

大量徽州商人移居客地,他们的户籍也随之改变了,这一现
象所蕴含的意义,迄今还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1] 所谓户籍的改变,当与明清时期所谓“商籍”和“占籍”问题有关。 关于“商籍”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藤井宏先生在他的力著《新安商人 的研究》一文中,曾详细探讨过这个问题。[2]但他的诠释,显然还值得斟
酌。
(一)“商籍”和“占籍” “商籍”和“占籍”是两个经常引起混淆的问题。民国时人许承尧在
《歙事闲谭》第三十九册中曾指出:
明制设科之法,士自起家应童子试,必有籍,籍有儒、官、 民、军、医、匠之属,分别流品,以试于郡,即不得他郡试。而 边镇则设旗籍、校籍;都会则设富户籍、盐籍,或曰商籍;山海 则设灶籍。士或从其父、兄远役,岁岁归都郡试不便,则令各以
家所业闻,著为籍,而试于是郡。


可见,“商籍”是关系到侨寓商人子弟科举考试的一个重大问题。关 于两淮“商籍”问题的提出,主要是源于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十七
《科第表上》的一段记载:
……至贡生一途,其目有五,大抵出于学校。明万历中定 商、灶籍,两淮不立运学,附入扬州府学,故盐务无册籍可稽。 且有西商,无徽商,亦偏而不全。我朝初沿明制,嗣于乾隆四十
四年,商、灶裁归民籍,更无区别。


从《科第表》所列的进士和举人的名单来看,在两淮“商籍”中也的 确只有山、陕商人的子弟,而不包括徽商子弟在内。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呢?对此,藤井宏先生认为:
万历年间两淮的设立“商、灶籍”,系由于山、陕商人的积 极活动而实现的,是以两淮的商籍几乎为山、陕商,特别是其中
的大姓所独占。
不过,他又指出:“山陕商人之在两淮,为实现‘商灶籍’所进行的 积极活动,……尚欠足资证明的具体史料。”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完全
是“从两浙的情况类推”而出的。


关于两浙的“商籍”,藤井宏先生认为:“歙商无论是在故乡或在两 淮,可以自由的应试而成为生员。然而,休宁商之在故乡既被歙商所压, 亦少有进出两淮的余地,于是只好就两浙求得出路,万历二十八年的成功 可说即其表现”, “万历二十八年两浙设商籍,是由于休宁商人的积极活
动才成功的,所以后来休宁商在两浙登第者占绝大多数”。


然而,在事实上,虽然从嘉庆《两浙盐法志》卷二十五《商籍二》所 列的人物来看,在两浙登第者中,诚如藤井宏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休宁人 确实占了绝大多数,但两浙商籍的确立,却恰恰不是休宁人的功劳。藤井 宏氏的根据是嘉靖(庆)《两浙盐法志》卷二十五《商籍二》的一段记
载:
吴宪自新安来钱塘。初试额未有商籍,业鹾之家,艰于原籍 应试。宪因与同邑汪文演,力请台使(巡盐御史)设立商籍,上
疏报可。至今岁科如民籍,科第不绝,皆宪之倡也。


他认为,上文中的吴宪和汪文演“大约是休宁人”,由此遽下断语
——两浙商籍是由休宁人的努力而确立。其实,汪文演是歙县岩镇人,[3]
另一名吴宪也是歙县人。据《丰南志》第三册《人物·义行》记载:
吴宪,字叔度,一字无愆,杭商籍诸生。杭故未有商籍,宪
与邑汪文演上书当事,力言杭当局设籍。台臣以闻,报可。


“丰南”亦即歙县西溪南,这里的吴氏是活跃于淮、浙两地的盐商家 族。显然,两浙商籍的确立并不是由于休宁人的努力而获得,由此立论
——“从两浙的情况类推”两淮的“商籍”问题也就相当值得斟酌了。
其实,商籍的获得,并不是“根据其对于实现‘商灶籍’的功绩如 何”来确定的,而是根据明清政府对“商籍”的严格规定来具体实施。嘉 庆《大清会典》卷十一《商籍》注认为:“商人子弟,准附于行商省分, 是为商籍。”也就是说,客商子弟被允许在其父、祖本籍之外的行商省份 附籍,这就叫做“商籍”。这里的“省分”当指与本籍不同的省份。因 此,如果我们具备历史政区地理的背景知识,上述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明代,徽州府属南直隶,与两浙运司所在的浙江省分隶二省,而与 两淮运司所在的南直隶则同属一省,所以在明代两浙“商籍”中有徽商, 而两淮“商籍”中却只有山、陕商人而无徽商。由此看来,无论是歙县商 人还是休宁商人都不可能在两淮占有“商籍”;而在两浙,休宁商人在登


第者中之所以占绝大多数,与他们是否“积极活动”完全无关。
及至清代,顺治二年(1645年)改南直隶置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
年)将江南省分置为江苏和安徽两省。从此,两淮徽商的“商籍”问题才
提了出来。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五月十七日,苏州织造李煦在《徽商
子侄请准在扬考试并乡试另编商籍字号折》中指出:


窃两淮商人原籍,或系山西、陕西,或属江南之徽州。其西 商子侄,或随父、兄在两淮,不能回籍考试,因另立商籍,每逢 岁考,童生取入扬州府学,定额十四名。徽商子侄,因原籍在本 省,不得应商籍之试。但徽商行盐年久,大半家于扬州,故徽州 反无住居,且自扬至徽,道途千里,回籍考试,甚属艰难。今徽 商求将子侄照西商例,亦于扬州府学额取十四名,免回籍应考。 [4] 折中“徽商子侄,因原籍在本省,不得应商籍之试”之语,正可作明 代两淮“商籍”中有西贾无徽商的注脚。另外,虽然康熙六年(1667年) 已将江南省分置为江苏、安徽二省,但习惯上人们仍将两省合称“江南


省”,[5]故此处仍有“本省”云云。
那么,这次对“商籍”名额的争取是否成功了呢?康熙皇帝在上折中 朱批曰:“此事甚关尔之声名,不可轻忽,须同运使商量妥当,再具题可 也。”可见,玄烨对此相当谨慎。康熙五十七年八月初九日,李煦又上 《两淮商籍童生进学乡试事已与运使商妥折》,但未见康熙朱批。[6]据成 书于清代中期的《钦定学政全书》卷六十二《商籍学额》记载:“江南商 籍,额进十四名,泰灶籍额进三名,通灶籍额进三名(拨扬州府学,


……)。”对照李煦奏折,两淮商籍“童生取入扬州府学,定额十四 名”。显然,“商籍”名额并未增广。另据《钦定学政全书》卷六十七
《商学事例》载:


图5 《清宫扬州御档》
乾隆二十三年议准:寄籍下江之徽商,与本籍不远,其子弟 既得回籍应试,而行销浙盐,在浙江杭州府,复设有商学,准其 考试,不便重占扬州商籍,以滋冒考之弊,嗣后除徽郡之人挈家 入籍,地方官遵照入籍定例办理外,其应考商籍者,应令该学政
及盐运使,遵奉定例,严加察核,不得徇从。
可见,徽商在两淮“商籍”中始终未获得过名额。清代以来,由于两 淮盐商中山、陕商人的势力逐渐衰微,而“贾而好儒”的徽商又无法在两 淮“商籍”中占据一席之地。故此,应试两淮“商籍”者寥寥。乾隆四十 一年(1776年)议准,“两淮商籍,现在额多人少,自不应仍照原额取进 以滋冒滥,亦不便以商灶之额摊入民额,致启混淆之弊”。[7]因此,乾隆 四十四年(1779年),商、灶籍裁归民籍,不再有所区别。不过,文中有


关“徽郡之人挈家入籍”的记载,却为我们透露了徽商应试的另一途径。
由上述可知,“商籍”仅是“附籍”的一种,只能算临时性的户籍; 而“入籍”或者说“占籍”则是一种永久性的户籍。徽商取得“商 籍”后,就能在侨寓地参加科举考试。但他在原居地应仍有固定户籍,在


理论上应当也有资格应试。《歙事闲谭·程让堂〈五友记〉》就曾记载:
余之主岳南(引者按:“余”指歙人程让堂;“岳南”为侨 居杭州的歙丰瑞里人江衡字;“主”是指程让堂寓于江衡在杭州 的家中),以应商籍试也。商籍必由盐司录送督学使者,乃得就 试。余至稍迟,(盐)运司录中无名,意将止矣。谨度(钱塘诸 生、祖籍歙县鄣岐人汪随字)私计曰:“商、民互考旧矣,今某 不于商则于民。”遂为余考民籍,得补录,县府试牒皆有名。
……是岁,谨度先偕余归歙试,被落。反于杭,杭又不录。……
由此可见,一些徽商就利用科举考试户籍限制方面的漏洞,“商、民 互考”、“不于商则于民”,在祖籍地与侨寓地之间奔波,重复应试,寻
找最佳的机会。


至于说“占籍”,与“商籍”的情形有所不同。据清人王觐宸《淮安 河下志》卷十三《流寓》记载,侨寓安东的歙县盐商程朝宣,因破产助塞 卯良口决口,安东人“感其义弗衰,为请占籍,程氏之占安东籍,自朝宣 始也”。此后,程氏子弟多为安东诸生。如“程垲,字爽林,弟嗣立,字 风衣,由歙迁淮,相继为安东诸生”。诚如谢肇淛所说的那样,“国家取 士,从郡县至乡试,俱有冒籍之禁”,[8]由于科举考试注重本籍问题,不
言而喻,“占籍”需要有一定的条件。例如,现在的苏北灌南县地,明代 为徽歙商民、庠生程鹏以重金买下。隆庆六年(1572年), “再购里人之 地,立街立市,取名‘新安镇’”。[9]到万历年间,发展成为东西南北广 袤数十里的大镇。于是,“镇民自有明崇祯年间,已四十余年,于例相 符,方欲具禀入籍,值‘流寇’(按:指明末农民起义)猖獗,其议遂


寝”。[10]所谓“入籍”,周庆云在《盐法通志》卷九十九《杂记三·两淮
商灶籍学额》中谈道:
(侨寓商民)其实有田户、坟墓在江南,与入籍之例相符
者,准其呈明于居住之州县入籍。
嘉庆《如皋县志》卷四《赋役一·户口》也说:
其客户、外户有田地、坟墓,二十年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
户。
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卷二《食货志一·户口》亦载:
……其客户、外户有田地、坟墓二十年者准其入籍,俱为民


户,无田地者曰白水人丁。
可见,在侨寓地拥有田地、坟墓二十年以上者,就可入籍当地。由于 上述的入籍规定,徽商所到之处,纷纷求田问舍,以争取尽快土著化。所 以康熙《徽州府志》卷四《风俗》记载道:“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 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 北京,亦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这 里的“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正是为了入籍侨寓地。这种情况,早 在明代就已如此。故而万历《杭州府志》卷十九《风俗》记载:“(杭 州)南、北二山,风气盘结,实城廓之护龙,百万居民坟墓之所在地。往 时徽商无在此图葬者,迩来冒籍占产,巧生盗心,或毁人之护沙,或断人 之来脉,致于涉讼,群起助金,恃富凌人,必胜斯已。……此患成化时未 炽 , 故 志 不 载 , 今 不 为 之 所 , 则 杭 无 卜 吉 之 地 矣 。 ” 这 种 为 “ 冒 籍”而“图葬”的举动,使得徽商“好讼”的形象在世人心目中根深蒂


固。[11]除了寻求墓地外,徽商还大量购买田宅,如在苏北的清河一带,徽
商“招贩鱼盐,获利甚多,多置田宅,以长子孙”。[12]这种情况应该相当 普遍,所以万历《歙志·货殖》曾这样写道:“九州四海皆歙客,即寄籍 者十之五六。”所谓“寄籍”,可能是指已经入籍侨寓地的情形。对此,
光绪《太平府志》卷十二记载:
芜湖县,嘉靖六年,去任知县王德溢议:将地方居民与徽贾 土著盐商者派夫三千三百五十六名在官,轮差答应,又以商之浮 居僦屋或往或来者,令其出银协济各差之不足,年有余剩以备支


解长夫等项。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就将徽州商人分成“徽贾土著盐商”和“商之浮 居僦屋或往或来者”。显然,从户籍上来看,已有相当多的徽商在侨寓地 土著化了。此外,《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五五乾隆五十一年辛未上谕也
称:


上年江苏、安徽、山东、湖北等省被旱较重,民气未复,如 江苏之扬州、湖北之汉口、安徽之徽州等地方,商贩聚集,盐商
富户颇多,恐有越境买产、图利占据者,不可不实力查禁。
扬州、汉口和徽州都是两淮盐商麇居的重要据点。显然,上述的矛
头,实际上就指向徽州商人,由此亦可看出徽商为入籍所做的种种努力。
(二)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重建 宗祠除了户籍上的变化外,侨寓徽商中还出现了两个动向:一是以侨寓地
为中心重修族谱;二是在侨寓地重建宗祠。


清儒章学诚在《章氏遗书》卷三十中就曾记载了一位乾隆年间的徽商 事迹:程联槐,字三台,先世从徽州迁江夏,自高祖、曾祖、祖、父和 他“五世同居,人无间言。联槐见族众人多,建宗祠,立祭田,修辑族谱 以联属之”。这是徽州人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和重建宗祠的一个显著 例子。所谓“五世同居”、“族众人多”,都点明了侨寓徽商程氏聚族而
居的情形。而在明清时期,所有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都由祠堂、家谱和
族田联结起来。其中,家谱是联系家族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
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的族谱,据笔者寓目的主要有《迁(无)锡许氏 宗谱》、《戴氏迁杭(州)族谱》(以上两部藏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藏 部)、《吴氏自徽迁润(镇江)宗谱》、《黄氏自徽迁润宗谱》(以上两 部藏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虽然我所看过的族谱还相当有限,但这种以
侨寓地为中心重修的族谱却相当引人注目。
与族谱相伴而生的,往往是宗祠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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