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目丑陋邪恶,仰慕中华文化,明朝人眼中的日本人为何充满了复杂的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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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话本小说描述日本人印象时,有一个突出特点,即:时代鲜明,写实性强。在小说中描写日本人,时代背景是元末、明初、明中期,元末、明中期,日本人的典型形象是倭寇,因为倭乱是困扰明代海防的棘手问题,关乎社稷存亡,小说家以写实的笔墨记录倭寇暴行,反思经验教训。洪武、宣德时期,仰慕中华文化是日本人的显著特征。洪武年间,武力强盛,宣德年间,国泰民安,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强大,作者对此充满自豪。明代话本小说描写了元末、明初、嘉靖时期,倭寇肆虐的情况,展现了倭寇入侵中国的原因、过程、结果,是我们了解倭患的珍贵资料。《元史》记载,至大元年,倭寇在庆元放火抢劫;延祐三年,倭寇入侵浙东,至正十八年以来,倭寇频繁入侵沿海地区。《杨八老越国奇逢》描写元朝至大、泰定年间,发生两次倭寇入侵事件,受害的地区有福建漳州和浙江温州、宁波、绍兴、余杭。倭寇入侵漳州,到处杀人放火,官军难以抵御,百姓流离失所。泰定年间,倭寇再次入侵。先在温州一带,烧杀抢掠,随后到宁波、绍兴、余杭抢劫,“其凶暴不可尽述”。元末明初,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失败,其残余势力藏匿海岛。他们劫掠商船,骚扰地方,勾结倭寇侵犯中国。明初,政治昌明,兵力雄厚,来犯的倭寇遭到明军痛击,其劫掠财物的企图往往落空。《刘伯温荐贤平浙中》反映的情况与之相同,方国珍不甘心失败,勾结倭寇进行反抗。他讨好倭寇上层,到大小琉球、萨摩州五岛,伊岐、对马、多艺等岛屿借兵,与倭寇约定攻占苏、杭、常、太、建康等地。明军出动两百艘战船、两万精锐之士,痛歼来犯之敌。嘉靖年间,倭寇大规模出动,屡屡来犯,沿海广大地区频频告急,祸乱持续时间长久,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胡少保平倭战功》再现了这段惨痛历史。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六年十一月,倭寇侵犯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地,“倭夷焚劫作乱,七省生灵被其荼毒,到处尸骸满地,儿啼女哭,东奔西窜,好不凄惨”。倭寇所到之处如同地狱,民众伤亡惨重,东南沿海岌岌可危。倭寇凌辱妇女,抢掠财物,杀人放火,极其凶残。元末,倭寇在福建、浙江,恣意奸淫妇女,杀害老弱男子,将青壮年“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倭寇“抢了许多船只,驱了所掳人口”,“径回日本国去了。”嘉靖三十一年,倭寇在台州黄岩县,“杀掠极惨,苦不可言”;嘉靖三十二年,吴越之地被焚劫,“尸骸遍地,哭声震天。……杀人如麻,奸淫妇女,烟焰涨天,所过尽为赤地。”嘉靖三十五年,倭寇在慈溪“焚劫士民,极其惨毒”。倭寇阴险狡诈,行踪诡秘,善于伪装,擅长暗器。胡宗宪在浙江剿倭时告诫下属:“贼人甚是狡猾,但可用智,不可力敌,最善于埋伏”。《杨八老越国奇逢》提及倭寇埋伏、偷袭的情形:“先是一个倭子跳将出来,众人欺他单身,正待一齐奋勇敌他。只见那倭子,把海叵罗吹了一声,吹得呜呜地响,四围许多倭贼,一个个舞着长刀,跳跃而来,正不知哪里来的。”倭寇与官军作战,“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倭寇善用暗器制胜,他们左手持长刀,右手拿锋利短刀,“官兵与他交战,只用心对付他左手长刀,却不去提防他右手短刀,所以虽用心对付他长刀之时,而右手暗暗掣出短刀,人头已落地矣”。有学者称倭寇主要是中国海盗,倭乱因中国的海禁引发。事实上,“大名积极支持的日本海盗集团对中国的劫掠乃是嘉靖年间倭寇猖獗的根本原因。”政治上,倭寇得到日本割据势力的纵容和支持;经济上,日、中海盗狼狈为奸走私、抢劫,侵害中国利益。《杨八老越国奇逢》揭示了倭寇横行的政治、经济因素:“各岛穷民,合伙泛海,如中国贼盗之类,彼处只如做买卖一般。”“其出掠亦各分部统,自称大王之号”,“劫掠得金帛,均分受用;亦有将十分中一二分,献与本岛头目,互相容隐。”泰定年间,“日本国年岁荒歉,众倭纠伙,又来入寇”。另一方面,日本人仰慕中华文化,积极引进汉字,学习中国文化,喜爱汉诗汉文。日本人《隋书》记载:汉字传入之前,日本“无文字,唯刻本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隋唐时期,日本派遣使臣、僧人、学生到中国学习,汉文化在日本得到推广和普及,汉字成为日本的书面文字。日本法律规定,“任用官吏必须通过中国儒家经典的学习和考核,到9世纪,在官吏考试中又增加了写作汉诗的项目”。因此,日本上层人士热衷于创作汉诗、汉文。“日本还专门派人到中国,向当时的高僧和著名文学家学习汉诗文。”《马玉贞汲水遇情郎》描写永嘉县差人周全到杭州公干,在西湖游玩时,面对湖光山色,赞叹不已,由此联想到一首赞美西湖的诗:“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无。今日往从湖上过,画工犹自欠工夫。”这首《咏西湖》诗,是明正德年间日本使臣所写。由此可见,日本上层人物喜爱汉诗,创作水平较高,他们的汉诗在中国得到认可。《寿禅师两生符宿愿》描写宋濂的道德文章闻名天下,日本国王仰慕其盛名,送黄金,请求宋濂撰写文章,宋濂予以拒绝。朱元璋询问拒写文章的原因,宋濂说:“堂堂天朝,受小夷之金,与他做文字,成何体统?”朱元璋对此大加赞赏。从中可见明朝君臣天朝上国的自豪感以及对日本的轻蔑,同时,也反映出日本人对中国文学的喜爱。宋濂曾给日本僧人的文集写序跋,也为日本高僧、名刹撰写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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