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总督李侍尧贪纵营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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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二十七日夜,京城新年的热闹余温尚 在,一队官兵手持火把突至崇文门内大石桥胡同,将云贵总督李侍尧 在京府邸查封。[3]命令是前一天从山东向京城发出的——半月前出京 南巡的乾隆皇帝正驻跸于此;这道命令发出的同一天,一大队人马朝 相反的方向自山东灵岩驰驿而出,奔赴云南,领首二人是钦差大臣、 户部侍郎和珅与刑部右侍郎喀宁阿,所衔使命是到云南查办李侍尧


案。[4] 李侍尧(?—1788)[5],字钦斋,汉军镶黄旗人,祖上立有开国 军功,勋绩卓著,父李元亮官至户部尚书;乾隆初年以荫生身份出 仕,累迁至正蓝旗汉军副都统,乾隆二十年(1755)擢至工部侍郎, 转年即署两广总督,一跃成为封疆大员。[6]在和珅之前,李侍尧是最 得乾隆皇帝宠信和器重之人,用乾隆自己的话说,“由将军用至总督 历任各省前后二十余年,因其才具尚优,办事明干,在督抚中最为出 色,遂用为大学士”[7]。李侍尧的干练在当时颇成“公论”。乾隆四 十二年(1777)云南巡抚孙士毅形容李侍尧“办事认真,不避嫌怨,
每有陈奏事件无不切中事理,动合机宜,其于属员进见应对,略有错 误,必痛加呵斥,不留一毫余地,并有不敢措一词而出者,似此气象 严厉、不肯瞻顾情面,臣深为折服”[8]。后来《清史稿》列传中载李 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 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悚惧”,大概是系
出孙士毅这段评论。


一位所谓“督抚中最为出色”之臣因何突被查办?原来乾隆四十 五年(1780)正月,刚被任命为署顺天府尹、前任云南粮储道海宁赶 至山东照例赴任前陛见请训,偶私下与人议起李侍尧在滇各种贪纵营 私款迹,不想被乾隆皇帝听闻,两次召至御前面讯,但海宁皆不敢遽 奏,只言“李侍尧能办事也”;继传旨严询,方才开出李侍尧婪赃各 款。[9]海宁之有所忌惮而隐匿不吐可以理解:李侍尧在当时是炙手可 热的人物,不仅深得皇帝的赏识和重用,并且在朝廷上下广有人际网 络,乾隆亲信福康安与其属“亲谊”[10],诚亲王及总管内务府大臣金 简与之有交好往来[11],原任湖广总督图思德是其亲家,胞弟李奉尧时 任江南提督,亦属皇帝信任之人,护理贵州巡抚李本是其族叔[12];加
之李侍尧本人又身兼大学士,地位更在一般督抚之上,试问这样一位 人物有何人敢贸然指摘,又有何人敢动?不难想见,查办李侍尧也将 是棘手之差,乾隆皇帝这次派去办案的正是尚且年轻却同样精明能干
的和珅。


和珅、喀宁阿一行人马日夜兼程,于二月二十日抵至贵州省城, 随入云南。[13]关于办案的经过情形,今天留下的资料很少(似被抽 去),但据三月十八日内阁奉到的一份上谕表明,乾隆此时已接闻和 珅在云南讯明有据,而李侍尧倒也痛快,在审讯中大方供认他收受过 前云南按察使汪圻(已调任安徽按察使)、题升迤南道庄肇奎、降调 通判素尔方阿、临安府知府德起、原署东川府知府张珑银共一万六千 两;讯其家人张永受,供“发出珠子二颗,一卖给昆明县知县杨奎, 勒要银三千两,一卖给同知方洛银二千两”,随质李侍尧,同样痛快 承认,答称“也是有的”。这一态度令乾隆皇帝着实感到惊讶(“披
阅之下,不胜骇异”)。


[14] 依李侍尧平日的强悍性格和桀骜作风,为何不置辩驳地痛快承认 其勒索婪赃事实?如果仔细留意李侍尧的供词,发现他主动供认收受 属员银共“一万六千两”的同时,还特别提到了这笔钱“交与佐杂孙 允恭赴苏带往”[15]。这里,“赴苏”指的是赴苏州采办物件,后据承 办此差的孙允恭供称,前后共领过2万余两银,在苏“购买玉铜瓷等
件,节次解送滇省”;此外还有云南临安府河西县典史顾廷煊奉委到
苏州置办过“龙袍褂九套”。[16]


孙允恭办送滇省物件及给发委员银两单
第一次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差长随杨清解滇玉瓷等物共七十件计价 银一万一千零六十两,除退还玉瓷四十五件计价六千八百二十两外, 内云南留存玉瓷十二件计价一千九百六十七两并现存玉器十三件计价
二千三百二十两,共计用银四千二百八十七两
第二次四十四年七月交委员李兆裕解滇玉铜瓷等物共一百三十四 件计价银一万四千三百零四两,付过银一万一千零四十七两,尚欠卖
主银三千一百五十七两未给
第三次四十四年九月交委员吴瑞琏解滇玉铜瓷等物共四十七件,
计价银四千九百九十两
发委员顾廷煊承办绣袍褂银两千零十两
发委员吴瑞琏、李兆裕等往返盘费银九百二十三两
以上共用银二万三千三百五十七两
领过银二万三千八百七十一两九钱,除用外应余存银五百十四两
应缴
起获孙允恭现存玉器共十三件单
镶嵌如意一枝 一匣
玉器五件 一匣
玉器五件 一匣
玉器二件 一匣
顾廷煊承办绣袍褂数目单
洋金龙袍褂三套计银一千零八十两
顾绣龙袍褂三套计银四百八十两
缂丝龙袍褂三套计银四百五十两
共银二千零十两


“龙袍褂”显然系御用之物(在前章钱度家产清单内也出现 过),而乾隆皇帝对玉器的“狂热”又是尽朝皆知的。不言而喻,李 侍尧委员赴苏采办玉瓷及绣龙袍褂等物件实际上是以备进贡。不仅如 此,接续审出的事实表明,苏州不过是李侍尧办贡的地点之一。曾三 次任两广总督,特别是最后一次长达十年之久[17]的他深悉,作为当时 唯一对外“窗口”的广州,有着大量内地无法购得的珍异时奇,也有 着高超的手工制造工艺,因此不惜花费更多的银两几次到广州采办物 件。根据广东四月十九日呈报的调查结果,李侍尧自乾隆四十二年至 四十四年间曾五次差人领银赴粤购得灯扇洋锦金塔挂屏花瓶和紫檀木
器等物:
据贵州八寨同知凌浩具禀:上年(按:乾隆四十四年)九月内, 李侍尧询知伊弟(按:凌浩弟)在粤居住,曾领银五千两寄办紫檀木
器等项……


据广州守李天培禀称:四十二年李侍尧曾差把总赍银三千两来粤 采办各灯及宫扇,……又四十三四等年三次送到纹银一万两(除短平 外换番银一万零一百七十七两零),又金一千二百一十二两三钱零, 俱托为代置物件,共用去银五千九百六十四两零,尚剩番银四千二百 十二两零(折实纹银四千二两零)。所办各物内灯扇洋锦金塔挂屏花 瓶等项俱已运京,大呢十四板押运回滇,现在只有珐琅铜火盆二对并
余剩纹银四千二两零开列收支清折呈缴等情。[18] 除龙袍褂外,以上所有这些采买行为当然可解释为李侍尧的“败 检营私”。但是,只有乾隆皇帝和李侍尧本人最清楚,平日里臣下之 进奉从来就以李侍尧最为见长且最用心[19],今日故宫内仍留有李侍尧 当年进贡的精美工艺品。在这一点上,两年前因私贩玉石而获罪、被 抄出“极好”玉器的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在乾隆眼中是个反例


——“高朴每次所进玉器不过九件又俱甚平常,今乃以佳者留藏家 内,即此一端亦可见其天良尽丧矣”。由此就不难理解,李侍尧之所 以对所审各款供认不讳,其实正是向皇帝表明,他所做的一切皆是全
心为主。


这一层李侍尧当然不能直接点破,否则无异于向天下昭告其主乾 隆才是本案的“始作俑者”。五月案结时,李曾最后陈词道:“我身 为汉军世仆,以大学士仍管总督,恩遇之隆、委任之重,实为逾分, 在外二十余年并不敢有贪婪之事,乃调任云南竟收受属员馈送,总是 我福薄运尽,不能仰承厚恩。”[20]言辞之间,既有自我申诉的意味,
又不失臣子的恭敬谨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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