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请陈独秀来广州,却被谣言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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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留给陈炯明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       1920年他率粤军从福建漳州打回广东后,出任广东省长,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尽一切努力,避免广东再陷入战争,好让他有多一点点时间,把广东建设成全国的模范省。      1921年,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纷纷着手筹备,相继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推行市政建设,一片热火朝天。广州市在第一公园建成之后,马上动工兴建第二公园和第三公园。以第一公园为中轴线,将省公署、交涉署、财政厅、市政厅、高等及地方检视厅、县公署、图书馆、大会堂,合建一地,成为广州的政治中心;把东山一带的丛墓限期迁走,在梅花村、竹丝岗建筑新式住宅区,使之成为广州的模范新区。陈炯明       陈炯明决心以严厉手段打击烟赌,除继续严格执行禁赌法令外,凡私吸私售鸦片,一律施以重罚。有几个省议员因为有烟瘾,被警察当场抓获,不得不向省议会辞职。政府还规定,所有医生(不论中西医)均须注册,方能执业。所有机动车、人力车、汽船、民船,亦须注册。市民生死婚嫁,都要实行登记注册。       酒肆旅馆戏院和公共娱乐场,要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卫生局雇用了1000多名清道夫,每天打扫街道,并疏通改造市内126条沟渠,从4月至7月,清通了1.8万米的排水管和沟渠。还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了许多宣传食物卫生的小册子,逐家逐户派发。       虽然许多措施在开始实行时,因改变了人们几百年的生活习惯而遭到埋怨和抵制,但当新政确实为人们带来好处之后,市井坊间,颂声四起了。       在陈炯明的自治蓝图中,教育是最重要的一环。       每一提到教育,陈炯明便念念不忘陈独秀。早在漳州时期,他就曾邀请陈独秀担任教育局长,但对方没答应。粤军回粤后,陈炯明再次电促陈独秀南下。陈独秀对孙文身边的人都有一种成见,这种成见是1912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就形成的了。他认为孙文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陈独秀不了解陈炯明,这也是他当年不愿意到漳州的原因之一。但后来漳州的发展现实,给他留下了良好印象。他向陈炯明提出三个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保持一致。陈炯明一口应承。1920年12月25日,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布衣韦带,一箧书卷,来到了文化界、思想界皆死气沉沉的广州。陈独秀       陈独秀到广东,除了推进广东教育事业之外,还有两个目的,一是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搅动这里的一潭死水;二是筹备组织共产主义组织。他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寓所门口,贴了一幅字条,上书“看云楼”三字,笑看风云变幻。       1921年2月14日,省政府公布由陈独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实行以合议制的委员会代替旧制的省教育厅。3月8日,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政务委员八人,另有若干名事务委员。政务委员中,四人由省长委任,四人由全省大学校长、各专门学校、师范学校校长及大学教授互选产生。委员长由全会委员互选产生。委员及委员长均任期一年,可以连任,委员长必须兼任大学校长。第一任委员长由省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兼大学预科校长),以后按组织法选举产生。       陈炯明之所以极力推崇陈独秀,并不仅仅是看中他的名气,他的教育思想,与陈炯明产生强烈共鸣,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他们进行过几次促膝长谈。陈炯明谈他在漳州的政治实验,谈联省自治的理想,谈目前广东的情况。而陈独秀则谈他在北京的生活,谈新文化运动,谈蔡元培、胡适、鲁迅这些人物,谈《新青年》的一些趣闻逸事。陈炯明愈听愈着迷。        “现在思想上、学术上、文化上新与旧的争斗很激烈。”陈炯明问,“就以教育来说,区分新旧教育的界线到底在哪里呢?”       陈独秀说,区分新旧教育的界线在于,旧教育是主观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而新教育则是客观的,教育主义是社会的,“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       “究竟是社会力量大,还是个人力量大?”       “对,归根结底,就是这么一个问题。”陈独秀说,“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       陈炯明说:“但中国的旧教育,从《大学》开始,就是要教导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旧教育所推崇与追求的政治理想,不正是‘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套循序渐进的政治哲学吗?”       陈独秀深深地凝视着他的脸,仿佛看到他的思想在黑暗中挣扎的情形。新旧思想的对抗非常激烈。信仰、思想、行动、人的全部精神活动都是充满矛盾、偏枉和痛苦的,而这痛苦在他的脸上刻满了疲惫和风霜,鬓角也已经掺杂了一些白发了。       “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陈独秀不赞成陈炯明刚才说的那番话,“如果教育只是为了给社会增添一两个好人,这并不能使社会变好;除去一两个恶人,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不恶。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的表现。前二者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的先驱或模范,后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其实都是妄想。因此,改革教育的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       “对啊,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陈炯明对陈独秀所说的话大加叹赏,“请先生在广东施展你的抱负吧。我一定全力支持先生。”陈炯明在广东发起禁赌运动       陈独秀主持广东教育会后,首先做了一项社会调查,当时全省人口总数约3100万,每年达到学龄的儿童,约有300多万,而失学者,竟在十分之九以上。教育的落后,可见一斑。以广州来说,虽然有数千所私立学校,但是公立学校不多。于是,教育会拟定了一份义务教育计划,从1922年8月起,至1928年7月止,分期推广,公立学校实行免费读书,从前每学生每月三角钱的学费已取消,务求在六年之内,使300多万儿童,能够完全就学。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公立学校教师的基本生活,政府规定教师月薪的最低线为36元,每年可加薪,但以125元为上限。       在1921年的广东教育改革中,有一项创举,在中国教育史上,应当留下重要的一笔。那就是采用了“六三三制”学制,即小学六年,初级中学三年,高级中学三年。这种学制,一直沿用至今,被实践证明具有很高的科学性。       学校的课程也进行了重大改革。以执信学校小学为例,课程包括修身(道德要旨,民国法制大意),国文,算术,工艺,图书,唱歌,体操,理科(动植矿物大要,普通理化现象),历史,地理,英文,国语等12个科目。国语从第四学年开始,英文则从第五学年开始。初中的三年课程,包括修身(处世待人之道,对国家、社会、家庭、自己、人类的责任,伦学大要,中西礼仪),国文,数学,英文,历史,地理,理科,家政(女生)或手工(男生),美术,音乐,体操等11个科目。高中的课程分为大学预科,家政科,师范科三种。大学预科三年的课程包括哲学(伦理学概要,心理学概要,哲学概要,社会学概要),国文,数学(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初级分析几何),英文,历史,经济,法制(世界近代史,现代政治问题,经济学概要,法学通论),博物理化(生物,物理,化学),体操,德文或法文等八个科目。陈炯明(中坐者)主持广东省第一届美术展       教育委员会还决定筹办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等社会教育机构。一系列的改革,令人耳目一新。       《新青年》杂志随着陈独秀迁到广州。4月1日出版了在广州的第一期(即八卷六号)。在《新青年》南迁之前,由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人主编的《广东群报》,是陈独秀发表言论的主要阵地。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与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论战。那些夹七夹八的主义也跑来凑上一嘴,什么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日本的新村主义等等,简直就如六国大封相般热闹。       陈独秀不仅四处演讲,而且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言论,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和教育改革主张,从1月至7月,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杂志上,一口气发表了40多篇尖锐激烈的文章,触怒了一大批顽固守旧的人士。广东的死水潭,终于掀起了轩然大波。       尽管陈炯明对无政府主义,心向往之,但他并没有用权力影响这场争论,也没有改变对陈独秀倚重。       触发新旧两派冲突的导火索,是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由国立改为省立的事件。这是陈炯明的主张,他认为既然广东要推行自治,那么,所有省内学校都由省管辖,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个主张在高师受到激烈抵制,教职员们不敢与陈炯明对抗,便把气撒到陈独秀头上,他们上书省长,威胁说如果任令陈独秀“操纵广东教育之权”,他们“必全体辞职”。       从3月中旬开始,省议会也在积极酝酿驱逐陈独秀出广东的提案,其理由是陈独秀主张“讨父”“仇孝”“公妻”“妇女国有”。上海广肇公所发表讨陈檄文,声称:“上海各报记载广东教育行政委员陈独秀四处演说,主张百善以淫为首,万恶以孝为先。陈独秀身为教育行政委员,敢倡此等邪说,留毒社会。贻害青年,非率人类为禽兽不止。诸公爱乡念切,谅不坐视。务望主持公论,驱逐枭獍,勿使尔迹吾粤,不胜盼切之至。”他们把陈独秀称为“陈毒兽”。       在一次省长公署的会议上,陈炯明特意邀请陈独秀坐在他的旁边。会议快结束时,陈炯明突然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他的语气平淡,就像在问“你今天吃过饭没有”一样。       但这个问题立即使空气凝固。大家盯着陈独秀,看他如何回答。陈独秀淡淡一笑,以一种同样轻松诙谐的语气回答:“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陈炯明哈哈大笑。陈炯明在大学校园植树              陈独秀继续不慌不忙地说:“我们虽然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姑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理压迫子女儿媳的正当行为,却不曾反对子女儿媳孝敬父母翁姑,更没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至于‘百善淫为先’这句话,我想除了极不堪的政客,做淫小说的新闻记者,和姬妾众多的大腹贾以外,没有人肯主张罢!”       “说得好!”陈炯明拍案而起,“可见这些谣言都是无稽之谈!为什么你不作一个公开的辟谣?”        陈独秀摇摇头说:“我对这些谣言,只觉得又好气,又好笑。稍有常识的人,必不相信。谣言止于智者。”       “那不行,”陈炯明说,“你不说话,我要替你说话。”       3月16日,陈炯明果然在报纸上,为陈独秀公开辟谣:“陈独秀先生当代教育大家,道德高尚。现在改良粤省教育,倚畀方殷。沪报所载,系属谣传,请勿轻信为盼。”       陈炯明诚恳而热情的态度,令陈独秀颇为感动。就算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广东的教育改革,他觉得也该有所表示。3月18日,陈独秀在《广东群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辟谣——告政学会诸人》的文章,随后又在上海《民国日报》一连登了三天“启事”:“曾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敌,躲在人背后,造下流谣言,中伤我……兹特声明:今后各处倘有印刷物公然传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名誉,立即诉诸法庭,以儆邪僻,决不取以前置之不理态度。”       然而,围攻陈独秀的声音,不仅没有止息,反而日益高涨。从一伙“驱陈急先锋”的议员、教育界学棍、政客、乡曲腐儒、孔教徒、守旧派、极端无政府主义者那儿,各种道听途说、俚言巷语、谣言浮谤、诛心之论、流事流诉,横逆而至,闹得满城风雨。陈炯明亦不得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毫不动摇。       “我想我还是离开广东吧。”陈独秀不无歉意地对陈炯明说。       “不行。”陈炯明说,“你不要走。你这时走了,教育改革之事岂非前功尽弃?”       “但我怕留在广东,不仅无助于教育改革,反而会连累了它,弄不好事倍功半。”       “事倍功半也好过半途而废呀。总之你不要走。”陈炯明不容分辩地说,“自古以来的改革者,谁不是被人指着背脊骂的?我在漳州时不是一样有人骂我过激派?还有人拿着刀枪围攻我的总部呢!怕什么?”       陈独秀大笑,“我自己倒什么也不怕,只是担心误了大事。既然竞公要我留下,那我就暂且再留一阵子吧。”       直到6月底,陈炯明出师援桂,离开广州,陈独秀失去了最强有力的支持,即使勉强留下,也肯定无所作为了。于是,在一片口诛笔伐声中,陈独秀以“染恙”为由,向陈炯明提出辞职。       陈炯明在军旅之中,看了陈独秀的辞呈,不禁长叹,“难道在省城就没有一个人能够为他说话,以至于我一走他就干不下去啦?!”他立即起草了一份挽留电报,要秘书尽快拍发。他劝陈独秀:“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会扫除之。”同时急派人回广州挽留,但可惜,他的代表到达广州时,陈独秀已经在前往香港的轮船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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