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俑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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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60年,正当而立之年的卫国人鞅(约公元前390~前338 年)西行入秦。 那是一个纵横家盛行的时代,充满野心的读书人背负孤剑,行走于 各国朝廷之间,凭三寸不烂之舌猎取功名富贵。不过,绝大多数的人都 喜欢前往经济较发达的齐、赵、魏等东方大国,绝少有愿意跑到偏僻的 秦国去的。鞅果然碰到了好运气,他很快得到了刚刚当上一年国君、比 他还小8岁的秦孝公的赏识。


这两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联起手来,掀起 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变法,这就是著名的“商鞅变法”。47 在周王朝的各诸侯国里,秦原本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小国。秦人的 始祖是一个游牧及狩猎的民族,早年的活动地盘在甘肃的天水、清水一 带,据《史记·六国年表》载,“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 翟”。戎、翟是两个被农耕华夏文化排斥在“正统”之外的游牧民族,因 此在一些出土的铭文上,秦国人常常被蔑称为“秦夷”。一直到公元前 771年,“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周平王迁都洛



邑(今河南洛阳附近),秦襄公出兵参加了护送的行列,平王论功行 赏,晋封秦襄公为诸侯,这才正式立国。也就是说,秦立国于东周开始 之际,跟齐、晋、鲁等相比,秦的历史要短300多年。到了公元前650年 前后,秦国出了一个名君秦穆公,他在位39年,东征西伐,兼并了12个 诸侯国,开拓疆土上千里,遂成西方最大的国家,秦穆公也因此被一些 史家认定为“春秋五霸”之一。 不过,自秦穆公之后的200多年里,秦国再要向东讨伐中原,却已 是寸土难得,在它东面的晋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它像一扇铁门一样地横 亘眼前,两国百年交战不断,秦人屡屡败阵。48进入战国时期之后(公 元前475~前221年),天下更加纷乱无常,公元前403年,晋国分裂成 韩、赵、魏三国,阻挡在秦人面前的铁门终于碎裂,中原的另外两个大 国齐和楚也因内乱而国势日衰。


于是,当21岁的秦孝公执政之时,他的 内心再次燃起了先祖秦穆公那样的烈烈雄心,他即位当年就向天下广发 求贤诏书,内曰:“凡是天下贤人,能够想出让秦国强盛计策的,我就 让他当大官,还分封土地给他。”49 正是在殷切的求贤召唤声中,30岁的商鞅站在了秦孝公的面前。 商鞅得到信任的经过很有戏剧性,《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商鞅花重金买通宠臣景监,得到面见秦孝公的机会,他滔滔不绝地 讲了一大通“尧舜的帝道”,孝公听得昏睡了过去。会后,孝公怒斥举荐 的景监。五天后第二次见面,商鞅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这次说的 是“周公的王道”,孝公还是毫无兴趣。第三次,商鞅开始说“霸道”,孝 公听得有点入神。第四次见面,两人相谈甚欢,然后一连几日不觉厌 倦。举荐的景监目睹数次变化,觉得非常神奇,商鞅告诉他:“我跟孝 公说尧舜之道和周公之道,他说,这些办法都太漫长了,需数百十年才



能见效,寡人不能等待。当我说到霸道的时候,才讲到他的心坎儿里 去。”商鞅的霸道之术打动了秦孝公,接着,在朝堂之上,他又与群臣展 开了一场大辩论。一位叫甘龙的大臣提出:“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 变法而治。今天如果变法,不遵循秦国原有的规矩,恐怕天下人会议论 你的。” 商鞅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圣人只要能够强国,就不会 遵循原来的规矩,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尊重原有的礼教。有独立 见解的人,一定不会被民众轻易接受。因此,疑行无名,疑事无 功。”孝公深以为然。


大辩论后,商鞅开始实施“霸道之术”,他的变法分为三个阶段,分 别是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其最终的结果是把秦国变成了一个无比强 大而恐怖的战争机器。 商鞅推出的第一个改革法令是《垦令》,其中心思想就是让整个秦 国成为一个大农场。商鞅认为,治国之要就是让民众“归心于农”,大家 都去耕地了,民风就朴实而纯正,国力就可强大。在《垦令》中,有20 种具体的办法鼓励及资助农耕。 要让国民都去种地,就必须堵住其他的出路。在历代治国者中,商 鞅也许是最仇视商人及商业流通的一位,他视之为“国害”。在《算地》 一文中,他写道,如果技艺之士(手工业者)得到重用,那么民众就会 取巧并喜欢到处迁徙,如果商贾之士得到重用,那么民众就会议论纷纷 并竞相仿效,如此,则“田荒而兵弱”。所以,他提出了众多限制商业的 法令,其中不乏极端之举。 比如,他严禁商人贩卖粮食,同时禁止农民购买粮食。在他看来,



只要不允许粮食买卖,商人就无从得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 农”。因为粮食不得流通,所以家家必须去种地,当家家都去种地,那 么粮食产量必然提高。 为了防止商人的活跃,他多管齐下,从工商两端一起着力。 中国历代思想家,无论哪一学派,一般都主张轻税,唯有商鞅独树 一帜,坚持重税政策,而且非农产业的征税一定要多,市场贸易的租赋 一定要重——“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他认为,只有“重关市 之赋”,加重商品的流通税,才能让商人产生“疑惰之心”。秦国的租税 有多重,迄今已无完整记载,不过商鞅曾提出,大幅提高酒肉的价格, 按原价征课10倍的捐税。由此类推,税率之高可以想见。 商鞅还主张矿山国有化,把“山泽之利”全部收归国家,这既可以增 加国库收入,又阻挡了一条非农的发财之道。按他的说法,“把矿山收 归国有了,那些不愿耕作、懒惰刁钻、追求暴利的民众就丢掉了饭碗, 不得不重新回到田里去种地”。50由这段文字可见,商鞅把所有不愿意从 事农业的人统统归类为“恶农、慢惰、倍欲之民”。他还命令所有商贾的 奴仆必须服役、所有在朝的官员不得雇请佣人,这样一来,既提高了雇 工的成本,又逼迫贵族子弟必须亲自耕作。


51 商业之繁荣,关键在于人口流通,商鞅深谙其中奥秘,所以,他针 对性地出台了几条极其严苛的法令。其一,他下令在全国进行户籍登 记,命令百姓不得擅自迁居,这是中国户口登记制度的开端,迄今仍在 沿用;其二,他出台法令禁止私人经营旅馆业,目的是大大减少人口的 流动。52 此外,商鞅还对货币抱持敌视的态度——这是古今中外所有计划经 济主张者的“传统”。他对货币和粮食有一种很奇特的看法,在他看来这 两者是互相排斥的,“货币活跃了,粮食就萎缩;粮食丰裕了,货币就


没有用了”——“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如果有1斤铜“生”在国境之 内,就会有12石的粟“死”在境外;如果有12石的粟“生”在国境之内,则 1斤铜“死”在境外。53在他变法的20余年中,秦国一直是以物易物,直到 他死后3年,才开始铸币,由此可见,秦国的商业流通在各国之中是非 常落后的。 商鞅的这些变法,前不见古人,用司马迁的说法,“卒用鞅法,百 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也就是,变法实施之后,民怨沸腾,3年 之后,居然大见成效。 秦孝公见变法初战告捷,当即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庶长为秦国最高 行政官员,分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和驷车庶长四职,其中只有左庶 长一职可由非王族大臣担任。 商鞅开始第二轮更为广泛且深刻的变法。


其中最重要的政策,就是 建立了军爵制度。 自夏商周以降,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封建制,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 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隐然 崛起,几乎成为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史载的诸多名将、儒生均为贫 寒之士。许倬云曾对春秋时期的名士进行过统计,在初期,非贵族出身 的寒微之士占总人数的20%,而到末期已占到44%,诸如苏秦、张仪等 人都是“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到了战国,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比商鞅早20年左右,同样是卫国人的吴起在楚国进行改革,就提出“使 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王室子孙的爵禄继承只能延续三代,然后 就要把封地收归国有,重新分配。吴起因此遭到贵族的嫉恨,终被射 杀。


20年后,商鞅再提此议,并且做得更为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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