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与政争 ——李鸿章修铁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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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铁路对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仍有重要意义,在一百多年 前,其意义之重要更不待言。但是,修建铁路在近代中国引起的反对却 最强烈,争论时间也最长。 姓“君”还是姓“共” 洋务派造炮造船,当然知道修建铁路的重要,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 起就不断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李鸿 章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指出俄国侵占伊犁,“我军万难远 役”,如果不修铁路,新疆等西北边境就无法运兵。而且不仅俄国想侵 占西北,英国同样垂涎云南、四川,如果中国自己开采煤矿、修建铁 路,则列强将有所收敛,而中国“三军必皆踊跃”,否则,中国将面临更 加紧迫的局面。但这种完全符合实际的救时之策,在当时却遭到一片反 对,据说“闻此议者,鲜不咋舌”,皆视为骇人听闻之论。1874年,日本 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海疆告急,李鸿章又乘机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这 年年底,他奉召进京见恭亲王奕 时,力陈中国修建铁路的重要,并请 先造清江浦到北京的铁路,以便南北交通。


奕 向来支持洋务运动,当 然同意李鸿章的观点,但他深知修铁路将会遇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恐 难实行,所以对李鸿章说此事“无人敢主持”。李鸿章仍不甘心,希望他 有机会劝说慈禧、慈安,但奕 回答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由此可 见修铁路的阻力之大。而李鸿章便不再直接谈此问题,转而不断策动他 人提修路建议。 1876年,丁日昌担任福建巡抚后,李鸿章要他上疏建言因台湾远离 大陆,只有修铁路、架电线才能血脉畅通,才可以防外安内,不然列强 总会对台湾垂涎三尺。1877年,清廷表示同意丁日昌所请,但此事却因 经费短缺而中止。转眼几年过去,到1880年,中俄伊犁问题不仅没有解


决反而更加紧张,两国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一触即发,运兵成为重要 问题。在这军情紧急时刻,淮军将领刘铭传应召进京,就防务问题提供 对策。到京后,刘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正式 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并认为这是自强的关节点。刘折中具体提出应修 从北京分别到清江浦、汉口、盛京、甘肃这四条铁路。但由于经费紧 张,不可能四路并举,建议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局势的演变和刘折的 充分论证,使清廷再也不能不为所动,命令分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的 李鸿章、刘坤一就此发表意见。 修建铁路是李鸿章的一贯主张,而刘折本就是他的授意,所以他立 即洋洋洒洒地写了《妥议铁路事宜折》,约四千言,将压了几年的想法 一吐而出。他知道反对修建铁路的最大阻力是“道义”、“传统”、“祖宗 成法”,所以他首先必须进行“意识形态自卫”或“意识形态证明”,论证 现在修建铁路与中国古代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 远本质一样,目的都是以济不通、以利天下。


针对顽固派一贯坚持的理 论,认为机器是败坏人心的“奇技淫巧”,他强调机器能使“人心由拙而 巧,器用由朴而精,风尚由分而合”,而且,“此天地自然之大势,非智 力所能强遏也”。然后,他再概述国际局势,强调铁路在列强兴起、强 盛中的作用。从国际形势再说到中国面临的险境,自然引申出修建铁路 的“九利”。


对这“九利”,他不吝文字,详细陈说,以期打动朝廷。具体 的修路方案,他完全赞成刘铭传的主张(其实,刘的方案本就是他的方 案),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他当然明白,朝廷必然会担心修路经费和 主权问题,所以直陈由于所需资金庞大,无论是官还是商,都难以凑 集,只能向洋人借债。但他强调,在借洋债时必须在合同中讲明一切招 工、采购材料及铁路经营等事,都“由我自主,借债之人毋得过问”,而 且还规定不许洋人附股,强调与海关无涉,由日后铁路所收之利归还借 款。然而,顽固派的反对更强烈,力量也更强大。有人上奏指责 说:“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人臣从 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诞若 此!”还有人上奏说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惊动山神、龙王的不祥 之物,会惹怒神灵,招来巨大灾难……顽固派根本不从“技术”层面反驳 洋务派,而是将是否应当修铁路这种技术问题提升到道德层面,从道德 上否定修铁路,使主张修铁路者居于“不道德”的“道德劣势”。对铁路, 也要问一问是姓“君(主)”还是姓“共(和)”,对什么器物都要 问“姓”什么的“性质”之争,将技术问题道德化、意识形态化,也可说是


中国的悠久传统之一吧。 洋务派重要人物、南洋大臣刘坤一以圆滑著称,知道反对修铁路者 力量强大,所以上奏时态度模棱两可,认为修与不修各有利弊,最后要 求清廷饬令刘铭传再仔细推敲修路的利弊后再作决定。 由于反对者力量强大,而洋务派又很难从“道德”、“意识形态”层面 反驳顽固派的诘难,所以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迭据廷臣陈 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毋庸议。”就这样 这次修铁路的争论以洋务派失败结束,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 中国铁路海军造 1884年8月的中法马江战役,是中国近代海军组建以来对外的第一 仗,却以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惨告结束。海军的惨败,才使清廷开始 重视海军建设。此前,海军发展很不理想,除北洋海军外,其余南洋、 福建、广东三支水师发展极其缓慢。更重要且现在看来更难理解的是, 全国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海军指挥机关,各支水师皆由当地督抚管辖, 本就很难协同作战,而各督抚更将水师看做是自己的私产,极难统一调 遣。简单说,清廷仍是用管理传统水师方法管理近代海军,根本未意识 到近代海军装备技术相当复杂,其管理难度远非传统水师可比,必须统 一、系统管理。

李鸿章(1823—1901)


对此种状况的危害,李鸿章十分清楚。所以在1884年2月末,即中 法马江海战半年前,他就曾向总理衙门建议设立“海部”统管全国海军。 然而,李鸿章的这一急迫的建议并未得到朝廷赞同。直到半年后中国海 军马江惨败,朝廷这才开始再次筹议海防,李鸿章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等 了十年才来的机会,上了长长的《设立海军衙门折》,充分展开、论述 了建立全国性“海军衙门”的理由。在这个奏折中,李鸿章并不就事论 事,而是详细、全面回顾了近十年来海军建设的艰难历程,提出了海军 事业的发展蓝图。他把这些年自己的想法与苦水一倾而出,字里行间隐 现出对朝廷不甚重视海军事业的不满和对今后能得到朝廷支持的期盼。 他分别谈了舰船、舰队、造船、军港、船坞、炮台、学校等几个方面的 具体情况。最后,他明确提出建立一个统管全国的海军衙门:“西国设 立水师,无不统以海部,即日本亦另设海军以总理之。”而中国分南、 北两洋,且各省另有疆臣,调遣困难,意见也不统一,许多规章制度也 不同,“任各省历任疆吏意为变易,操法号令参差不齐,南北洋大臣亦 无统辖划一之权”。


这种混乱状况,怎能打仗?怎能不立即设立一个全 国性的指挥机关? 收到李鸿章的奏折,清廷认为所言甚有道理,便要他来京,与中枢 各位大臣一同商议此事。9月30日,清廷谕令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 会同李鸿章妥议海防事宜,醇亲王奕 也一并与议。最后由总理衙门复 奏,提出设立海部或海防衙门,由特派王大臣综理其事。考虑到可供海 战之船不多,决定暂时先从北洋已有船只精练海军一支,等到以后再考 虑其他舰队。10月12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同意成立“总理海军事务 衙门”(简称“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 为总理,庆郡王奕劻、李鸿 章为会办,曾纪泽为帮办。 但谁也没想到,在李鸿章的运作下,海军衙门竟开始修筑铁路。 原来1880年年底,关于是否能修铁路的大争论以洋务派失败而告终 之后,李鸿章并不甘心,一直在寻机重提此事,而且,他明白修铁路虽 然不可能作为一项“国策”,但有可能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作为一项“地 方”的“土政策”施行。 就在争论最激烈的1880年,他就悄悄开始试探性地动工修建开平煤 矿唐山至胥各庄段的铁路,以便运煤;1881年这条约十公里的铁路建成 后,他才正式奏报清廷,并有意将其说成是“马路”。李鸿章真不愧是后 来“遇到红灯绕开走”之流的前辈。李鸿章汲取了在“大争论”中未得到朝


中有力支持而失败的教训,所以在修路的同时积极活动,寻求权贵的支 持。此时醇亲王奕 早已取代恭亲王奕 ,成为慈禧太后最为倚重的 贵戚,所以李鸿章全力做他的工作。他多次给奕 写信,说明兴办铁路 的种种好处,奕 心有所动,所以李才敢将唐胥路修完。但李一直认为 铁路应是举国兴办,所以在给奕 的信中说修铁路在中国“阻于浮议”一 直未能兴办,明确表示希望由奕 直接出面“主持大计”。 中法战争暴露出海军调度很难协调的问题,清廷最终同意成立海军 衙门;同时陆军调兵遣将行动迟缓的严重问题也暴露出来,清廷面对这 个问题也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应修铁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奕 、李 鸿章的努力,清廷终于在1886年决定将铁路事宜划归由奕 为总理、李 鸿章等人为会办的海军衙门办理。由海军衙门负责修建铁路,也可说是 当时的“中国特色”。 你争我夺 1886年,身为海军衙门总理的奕 到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 具体商议修路办法。奕 后来说他对修铁路以前也曾“习闻陈言,尝持 偏论”,反对修路,但经中法之战,又“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 局中实际,判然两途”,于是支持修路的态度更加坚决。但以奕 此时 的权位之重,却也不敢大张旗鼓地主张修路,所以在天津巡视北洋海口 与李鸿章商议时,也不得不想方设法避开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对李鸿章 说,如果修铁路,还必须从已修成的胥各庄一路修起,因为修唐山到胥 各庄的铁路是为了运开平矿的煤,关系不大,反对的意见可能会小一 些,这样此事才有可能办成。李鸿章也认为事情只有如此才可行,再加 上在唐胥铁路基础上逐年修建,相当一段时间内所经之地都在他管辖的 直隶境内,此事更易办成。 据此,李鸿章采取一点点来、稳步前进的策略。


开平矿务局在李鸿 章的授意下就在这一年以方便运煤为理由,将铁路延长到芦台附近的阎 庄,总长从十公里延长到约四十公里,唐胥铁路改称唐芦铁路。同时, 李鸿章趁热打铁,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招集商股二十五万两。就在 1886年年底,李鸿章又与奕 相商,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修建到大沽、 天津。1887年春,由奕 出面奏准动工修建,强调这段路是“为调兵运


军火之用”,并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此路第二年便告 建成,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全长终于达到一百三十公里左右。可以 看到,从1880年修唐胥路到1888年延长到天津,几年间李鸿章一直紧锣 密鼓,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硬是一点点修成了铁路。其间当然也有 小小的波折,如唐胥路刚修成时,一位英国工程师用矿上的废旧锅炉改 造成一台蒸汽机车拉煤,却遭到顽固派的反对,曾不得不改用骡子拉运 煤车皮,几经周折,方许蒸汽机车运行。唐山至天津的线路修通后,李 鸿章视察了这条铁路,亲身体验了铁路的快捷,大为满意地表示:从天 津到唐山的铁路一律平稳坚实,所有桥梁和机车都符合要求。除停车检 修时间不计外,全程二百六十里,只走一个半时辰,比轮船快多了。这 时李鸿章信心大增,想趁热打铁再把铁路从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 州。1888年11月,李鸿章又通过奕 主管的海军衙门奏请修筑津通路, 其理由是津通路将沿海与内陆联结起来,可以“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 兵入卫之用”,有利于军事、防务。这一奏请得到朝廷批准,没想到却 捅了马蜂窝。顽固派本来可能是对醇亲王有所顾忌,对李鸿章悄悄修路 忍之又忍,并未大张旗鼓表示反对,现在他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岂 可容忍!反对声于是像炸开锅一样,一时弹章蜂起、纷至沓来,掀起了 近代关于铁路的又一次大争论。 顽固派有的上奏朝廷,有的致函奕 ,想争取他而拆掉李鸿章的后 台。为了耸人听闻,顽固派与前几次一样,首先指责修路是“开辟所未 有,祖宗所未创”,然后将修路与“灾异”联系起来,认为清宫太平门失 火就是“天象示儆”。


大体而言,顽固派的意见集中于以下几点:一、修 铁路有利于外敌入侵。认为如修筑津通路,一旦外敌入侵即可经铁路直 达京师。二、修路扰民。铁路所经之地,要拆毁民间田庐坟墓,必致民 怨沸腾。三、修筑铁路夺民生计。铁路修通后,将导致成千上万原来的 水手、船夫、客店主贫困失业,断了他们的生计。 面对众多位高权重的大臣的强烈反对,李鸿章这次因有醇亲王支 持,所以与顽固派针锋相对,反复辩驳,毫不示弱。对于铁路“资敌”的 责难,他反驳说敌人前来也必须用机车、车厢运兵,我方可先将机车、 车厢撤回,使敌无车可乘;另外,到时还可以拆毁铁轨或埋下地雷,使 敌人不可能利用铁路长驱直入。相反,铁路将使中国运兵更加快捷。针 对“扰民”观点,他以修筑唐山到大沽、大沽到天津的铁路为例,认为修 路应当尽量避免拆毁民间房屋坟墓,万一无法避免时,只要给居民



以“重价”,民众就不反对修路。至于说到铁路“夺民生计”,他认为更没 有道理,从国外和国内已修通的铁路沿线来看,铁路沿线生意发达,修 铁路、通火车只会增加各种职业。 在衙署披阅公文的张之洞 1880年年底发生关于铁路的第一次大争论时,双方基本只能空论修 路的利弊,无法以经验、事实来检验。这种空论无疑使顽固派的“道 德”、“意识形态”话语显得更有力量,再加上顽固派比洋务派强大得 多,争论以洋务派失败告终。而现在这一次大争论,则有已经修成的唐 津铁路以事实证明了铁路的优越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使争论从“道 德”、“意识形态”层面“降低”到技术层面;再加上中法战争后奕 意识 到铁路的重要而坚决支持修路,这样赞成与反对双方力量旗鼓相当。面 对这种两派势均力敌的局面,朝廷一时拿不定主意,转而认为各位“廷 臣于海防机要,素未究心,语多隔膜”,而各省将军督抚向身处各重要 地方,亲自办理防务,“利害躬亲,自必讲求有素”,所以慈禧于1889年 2月14日发布懿旨,要地方大员也发表意见。但这些“地方官”都谙熟官 场的游戏规则,知道赞成与反对两派在朝廷各有势力,不能轻易得罪


结果明确表态支持与反对的都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含糊其辞、态度暧 昧。这时,两广总督张之洞经中法战争后已转而赞同洋务,所以明确表 态支持修铁路。不过,他的建议却是停修津通路,改修腹省干路,即从 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路。几经权衡,清廷最后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决 定缓建津通路,先建卢汉路,历时半年的大争论遂告结束。 从是否修铁路来说,这次争论乃以洋务派胜利告终,所以奕 在给 李鸿章的电报中高兴地称赞张之洞的建议是“别开生面,与吾侪异曲同 工”。


然而,李鸿章的心情却复杂得多:一方面,从1872年俄国出兵侵 占我国伊犁他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起,到现在已近二十年,虽然 耽误了二十年宝贵时光,但朝廷最终同意修路,他当然为此高兴;但另 一方面,张之洞的建议明显是为限制自己的北洋系势力的进一步扩张, 而朝廷的决定也明显是扬张抑己,所以又有深受打压之感,时有怨愤。 


而洋务派内部确有不少人对李鸿章北洋系扩张过快大为不满,如威望甚 高的曾国荃上奏坚决主张修铁路,认为今天不修明天肯定也要修,各国 皆同,但对修津通线一事却三缄其口,决不附和,亦不欲李鸿章势力过 大也。不过,李并不甘心自己的计划落空、势力受损。他知道,要修长达 三千华里的卢汉路谈何容易,约需三千万两白银,几乎是朝廷年收入的 一半。所以他在给其兄的信中不满地说张之洞“大言无实”,最后“恐难 交卷,终要泻底”。因此,他对修卢汉路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但张之 洞不愧是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也是官场高手,想方设法也要让李鸿 章“上马”为他所用。他向朝廷建议卢汉路分几段修筑,先修南北两段: 南段从汉口到信阳,由他负责;北段从卢沟桥到正定府,由李鸿章负 责。他还提出以十年为期,前几年先建铁厂、钢厂,后几年再开始修建 铁路,“两端并举,一气作成”。对此主张,李鸿章大不以为然,曾以此 中前辈教导后辈的口吻致电张之洞说,从开采铁矿、炼钢到做成铁轨、 机车实非易事。如日本一直在大修铁路,工、料虽然都用土产,但直到 当时钢轨仍不得不从西洋进口。最后,他表示:“自愧年衰力薄,不获 目睹其成耳!”一是以此推脱,二是表示自己看不到那一天,其实是对 张大泼冷水。 就在李鸿章辞就两难之际,沙俄加紧修建东方铁路,直接威胁到清 朝“龙兴之地”中国东北的安全,李便于1890年3月会同总理衙门上奏朝 廷,提出东北、朝鲜受到日本、俄国严重威胁,建议缓建卢汉路,先修 山海关内外的关东铁路以加强防务。此奏立即得到朝廷批准,谕令李鸿


章督办一切事宜。李鸿章大喜过望,再不以“年衰力薄”推却,迅速派人 前往测量勘路。以当时形势而言,确应先修关东铁路,而李鸿章也确实 善于把握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 关东铁路实行官办,原来修卢汉路的每年二百万两白银移作关东铁 路之用。因为唐津铁路已修至滦州的林西镇,李鸿章决定关东铁路由林 西造干路出山海关至沈阳,再到吉林,再从沈阳造到牛庄、营口的支 线。1891年,他在山海关设立了北洋官铁路局。当一切按计划进行,林 西至山海关段一百多公里长的铁路于1894年春建成通车后,户部决定挪 用关东铁路经费给慈禧太后作六十寿辰庆典之用,山海关到沈阳等主要 部分铁路被迫停建,而这正是甲午战争前夜的关键时刻! 铁路这种新式交通方式在近代中国几十年的命运真可谓一波三折。 


从要不要修铁路之争到怎样修铁路的明争暗斗,可以看到将新事物引进 中国的艰难曲折、新旧观念的激烈交锋、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较量、国 家和朝廷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博弈、不同派系乃至相同派系间利益关系复 杂的你争我夺……不啻是一幅当日社会、官场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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