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失宠与被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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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初年的抄家以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被抄影响最大, 在雍正帝亲口“承认”的几起抄家中,年羹尧案居于首位。

《永宪录》对年羹尧案亦颇为留意,载其身世如下:
羹尧字亮工。奉天镶白旗人。庚辰汪铎榜进士。点庶常。至侍读 学士。擢四川巡抚。军兴加总督衔。六十年八月陛见。赐上用服饰。 擢制川陕。辞朝赴任。命侍卫佛伦、拉锡持茶郊送二十里外。当抚川
时。年未三十。[2] 由这段文字可知,年羹尧是在康熙六十年(1721)被提拔为川陕 总督,而此前任四川巡抚时尚不满三十岁,可谓年少得志。有清史学 家认为,年羹尧坐镇川陕,冥冥中已为雍正嗣位布就了形势;因当时 对雍正帝位最有威胁的皇十四子胤禵(据说是康熙晚年所中意的皇位 继承人选)在青海任征西统帅,年羹尧总督川陕,正达到钳制弹压之 效。后来康熙驾崩,雍正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皇位继承遂得稳固。


关于雍正继位与年羹尧到底有多大关系,学界至今无统一结论。 然而雍正初年大力表彰和眷宠年羹尧之事确实存在。雍正元年 (1723)三月,上谕“封太保川陕总督兵部尚书年羹尧为三等公”;
继之十月,“诏拜太保三等公总督川陕兵部尚书年羹尧为抚远大将 军,进爵二等公,以剿罗卜藏丹金”[4];同年十二月,又封其妹年氏 为贵妃,位次于皇后而在其他嫔妃之前[5]。雍正帝且亲与年羹尧 言,“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 耳”,另一批折中向年羹尧叙一趣事,临末称“闲写来令你一笑”。 [6]类此相昵之语颇多,年羹尧之承受殊宠其实已越常情。清代官方史 录中多载年羹尧各种骄横狂妄、违制僭越,这其实岂是他本人一手造
成?雍正的故意纵容、养其骄性不可忽视。


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对年羹尧之态度骤变。先是四月,上 谕责年羹尧诸多轻慢怠玩事,着调补浙江杭州将军[7],后有署山西巡 抚刑部左侍郎伊都立劾年羹尧侵蚀茶盐之利,年羹尧之败已启端绪。 五月,镶白旗汉军都统范时捷劾年羹尧奸欺罔贪婪五款[8],继之直隶
巡道宋师曾等一批年党被逮捕,年之失势已成定局。


七月,勅令各省严查年羹尧藏匿资财。[9]随后,陕西巡抚图理琛 奏报查获年羹尧由西安运往京城及保定府、冀州等地并未及起送、交 付西安属官之皮箱、包袱、匣子等物[10];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有江 安粮道马世兴举报“雍正二年九月,候知县员缺之陕西庄浪县殿试朱 尚文随年羹尧所购买四川地方杉松、柏等木大小二筏输运至江南,以 交付木商于国典变卖,除费用外,现有市井称银八千二百两”[11];直
隶总督李维钧奏报,保定府有年羹尧房屋一所,查出“锁子甲二十八 身,密针箭头四千根,各长七寸,盔四个,并银两金银器皿纱缎绸匹 玉器瓷器铜器字画什物等项”,又在定州有房屋一所,称“今检其物 件除见银五万一千四百两外,其余纱缎古董等物约值银十万余
两”[12]。九月,刑部等衙门议复审理年羹尧诬罚茶商、私占盐窝案; 而在浙江杭州,年羹尧也被皇帝所派钦差散佚大臣都统拉锡逮捕并押
赴京城。


十月,京城出现一则怪事,一只野虎入年羹尧在京住宅。“虎由 西便门进正阳门西江米巷,入年羹尧旧宅,咬伤数人,九门提督率侍 卫枪毙之”;相传年羹尧生时有白虎之兆,雍正帝借题发挥,降 谕:“朕将年羹尧解京,本欲仍加宽宥,今伊家忽然出虎,真乃天意 当诛。”[13]十二月,刑部宣布了年羹尧大逆、欺罔、僭越、狂悖、贪
黩、侵蚀、忌刻、残忍罪八款,共计九十二条。雍正以“念年羮尧青 海之功,不忍加以极刑”为词赐令自尽,所有家资“俱抄没入官”, 族中有现任候补文武官者“俱着革职”,年之嫡亲子孙未来长至十五 岁者“皆陆续照例发遣,永不许赦回,亦不许为官”,有匿养年子孙
者“以党附叛逆例治罪”。[14] 年羹尧的家产 在刑部十二月宣布年羹尧罪状的同时,杭州官员奏来年羹尧在杭
州任所的家产处理情形。


署理将军事务王府长史臣鄂弥达、署理巡抚事务之侍郎福敏、布 政使臣佟吉图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接据 都统拉锡咨称:奉旨“年羹尧家中之古董、裘皮、羽缎等物交佟吉 图,派可信妥善之人送来京城;其他诸物及其在杭州之三百四口家 人,俱交鄂弥达、福敏、佟吉图变价处理;朕所赐三马,着赏鄂弥 达。钦此”等情。遵旨,臣等公开启封,一一查点,将细毛裘衣、古 物、字画等缮造清册,已由佟吉图派人送往京城。其余各物,臣等经 带商人估价,折银八千九百二十三两四钱。年羹尧在杭州之三百零四 口家人,变价三千二百八十五两。骡马三十九头,牛六头,共变价六 百八十三两二钱。再前曾奏闻之二千七百四十八两三钱金子、四百六 十二两三钱重之金器簪子等物、四万七千九百二十四两二钱之银、二 千二百五十两重之银器簪子等物、房子变价银一千一百两、从井中挖 出之银五百五十两、银壶一把、匙子九个,俱造清册送部外,为此谨
缮折奏闻。[15] 这份奏折概括出年羹尧杭州任所的资财:(一)金子2748.3两, 金器簪子等物462.3两,银47924.2两,银器簪子等物2250两,又银550
两、银壶1把、匙子9个(从井中挖出);(二)房子,变价银1100
两;(三)“细毛裘衣、古物、字画等”贵重物(已运往京城),其 余财物折银8923.4两;(四)家人304口,变价3285两,骡马39头、牛
6头,变价683.2两。[16] 以上几则是年羹尧家产被抄的基本资料。但仔细分析这些资料, 尚存在几个疑问。第一,根据雍正二年(1724)十二月刑部公布的年


羹尧之罪款,仅“贪黩之罪”一款(共十八条,详见本章附录)已涉 及将近一百万两,“侵蚀之罪”(共十五条)涉及更多,约计三百多 万两,而上述查抄结果加起来总共不过二十五万两上下,相去甚远。 第二,这些资料中未见任何田产记录(与李元龙情况同),依年羹尧 的地位身份和财产规模,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同时年羹尧是否有放贷 银两及开设典当铺等亦不见载,而这两项在清代富人中间相当普遍。 第三,年羹尧之财物价值不够明晰,杭州任所之“细毛裘衣、古物、 字画”,因雍正有令将“年羹尧家中之古董、裘皮、羽缎等物”直接 送交京城,故无变价记录,价值未知;而直隶定州房屋内财物(“纱 缎古董等物”)据直隶总督李维钧报,“约值银十万两”,这一数字 系臆测之数,加上折内字里行间本有些落井下石的味道[17],很难凭
信。
关于第一个问题,主要是资料不全的缘故。《清实录》载雍正皇 帝处置年羹尧的谕旨中,曾提到一句“其现银百十万两,着发往西 安,交与岳钟琪、图理琛,以补年羹尧川陕各项侵欺案件”[18],说明 曾抄出过年羹尧一笔110万两的现银,只是这一情节在目前的资料中都 未涉及。另一方面,《清实录》所载实际上只反映各种“进项”,而 年羹尧“出项”亦多。比如,杭州方面曾报,年羹尧自革去将军职 后,给将军衙门之笔帖式四名、亲军校六名每人一楼房;对跟随其来 杭州之轿夫十余人,每人给盘费银百两,此外又多给五十两,遣回各 自原籍[19];再如,江苏也曾报,康熙五十九年有江都县民人向年羹尧 领银三千两,后来年羹尧差家人讨人二十口即作销算。[20]凡此行为, 可知年羹尧平日气派甚大,被革职后又广散钱财,故被抄时的资产存


量,未必如《清实录》所列数目巨大。
关于第二个问题,仍是由于文献的佚失。[21]清代官方自始有消除 记录甚至篡改史实的行径,故今日很多人物、很多事件的直接资料甚 少,年羹尧属其中之一。不过,据后来乾隆九年(1744)的一份奏折
显示,年羹尧当年确有地亩:
查得雍正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原任步军统领阿奇图面奉谕 旨:“年羹尧城外所有房间着交尔三营官弁取租,存尔衙门,以为赏 赉番役之用。钦此。”钦遵由大宛(按:大兴、宛平)二县将各城外 所有年羹尧名下房间移交巡捕三营在案。臣因前项房屋今已历有年, 所理应彻底清查,随行令三营将弁查报。嗣据参将吴应铨等将旧管瓦 土房并灰棚共一千四百三十四间、一十五半间、地四百亩零二分,自 接受后开除赏赐、赎回抵换衙署、拨作米厂、拨盖营房以及烧毁骑沟
少盖、地震坍塌房共三百九十一间、三半间、地四十二亩外,实存房 共一千零四十三间、一十二半间、地三百五十八亩零二分等情造册并
请酌修前来……[22] 这段奏折里提及年羹尧城外有地“四百亩零二分”,由此可补年 家产资料中地亩之缺。当然,这未必是年羹尧土地资产的全部,甚至 未必是田产(资料中未提及任何田租,也很可能是房屋基地和周边附
地),但总算聊胜于无。如以每亩1.5两估计,则约值银600.3两。[23] 这份奏折还可补年羹尧现有家产资料中房产记录之不足。年羹尧 的房产,前文资料已提及三处,一是直隶保定,一是直隶定州,一是 浙江杭州(变价1100两)。除此之外京城房产如何以及其他地方是否 还另有房产等未见记录。

《永宪录》载虎入年“旧宅”之事,可知年 羹尧在京城至少有宅一处,那么年羹尧在京城是否还有其他住宅?雍 正元年(1723)李煦的抄家档案中,曾有一句话提及李煦被抄房产中 其住宅二百三十六间被“赏给公年羹尧”[24]——这处住宅位于草厂胡 同(见前章附录《总管内务府奏查抄李煦在京家产清单》),而虎入 之年宅是在“西江米巷”,可知两宅并非一处。由此,年羹尧在京城 里应有两处宅邸。而此份奏折中提到“城外”并大兴、宛平县,显然 又是另外的房产了,这另外的房产在入官接管之时有“瓦土房并灰棚 共一千四百三十四间、一十五半间”,唯价值无载。“瓦土房并灰 棚”系不同类型房屋之合称,如果粗以每间10两估计,则总价值约为
14415两。[25] 关于放贷与典当二项,目前年羹尧家产资料中的确不见任何记 录,《清实录》罗列年之罪款中也不曾涉及,也许是金额不大、不值 一录,甚或不存在。但年羹尧在商业经营方面有多笔记录。前文已提 到一笔贩运四川木植之银(8200两)[26],这些其实仅是年羹尧全部商 业财产之冰山一角。据雍正四年(1726)的一份奏折,年羹尧在陕西 行盐,有路泽等十七处“现存银两并房屋等项,共银二万四千七百余 两,……其存积盐斤应变银一十五万七千余两”,咸宁等七处“应变 盐价银四万六百余两”[27],总计约222300两。凡此,似乎显示出年羹
尧对行盐事业非常看重。


对于第三个问题,由于目前尚未发现任何直接的年羹尧家产清 单,对其财物的价值只能粗做推测。已能确知价值的部分有二:一是 前文已提到的年羹尧杭州任所留在当地变价处理的财物(折银8923.4
两)[28];另一是前文资料中未出现的、根据雍正元年李煦家产档案推
断的京城部分财物。李煦被抄后,年羹尧除被雍正赏赐其京城住宅, 还以折价购买的方式继承了宅内贵重财物[29],这批财物因今日保留 的“总管内务府奏查抄李煦在京家产清单”而可知约值1631两。但很
显然,这两部分实在只是年羹尧财物之边余。


目前无法确知价值数目的,主要有以下四部分。
其一是杭州任所送交京城的裘皮、古物、字画等物。如前述,这 部分物品因无明细,价值很难确定。但雍正六年(1728)发觉的一起 贪污案提供了一条线索:事缘雍正三年年羹尧杭州任所被抄,雍正帝 下旨“年羹尧家中之古董、裘皮、羽缎等物交佟吉图,派可信妥善之 人送来京城”(见前引文),而奉旨接收这批财物的佟吉图却乘此之 便私自窃取了年羹尧的一些古玩物件;这个案子提到了当初送交京城 财物的数量——“宜送京城之物品及古物五百六十三件,旧衾一床及 枕装入匣内”[30]。在目前没有更理想的估价参考依据的条件下,如果 以李煦的财物价值为标准做参考的话(年羹尧继承李煦之财物均折每 件约10两),那么价值推测至少在5630两。当然,这批送交京城之物
多系古董等物,价值应更高;如果以每件20两估计,则约11260两。
其二是年羹尧被抄之前由其子年福运送京城的财物。雍正三年九 月年羹尧在杭州被捕,官员曾审问其管事家人关于家中资财的情节,


据家人张定交代,大部分财物已送京城:
去年我主子四子年福赴京时,将我主子一应家产都带走了。我主 子年羹尧说:我病了,自将军任上告退赴京。等语。故所有什物俱送 京城矣。我主子自西安来时,仅带金子二千八百两、银子五万余两。
来此路上盘费,及在此买房租住耗去数千余两。[31] 此处所供金银能和前文之金银数目对应上(《署理杭州将军事务 鄂弥达等奏报年羹尧家产变价折》),同时可知在雍正二年,年羹尧 之子年福曾将一大批财物带往京城,当时年羹尧尚在西安川陕总督任


上。可惜关于这批物品及其价值,目前所见资料中没有任何线索。
其三是年羹尧在直隶保定和定州房屋内的财物。前文已提出,虽 然直隶总督李维钧奏报这些“纱缎古董等物约值银十万余两”,但十 万两这个数目很难凭信。李维钧同一奏折中另有一句提及,“保定郡 城年羹尧房屋系去夏所置,其资财系今年二月四月内从西安运来 者”,据此可知屋内财物是年羹尧由川陕总督调任杭州将军之际从西
安运来,而非年家原有旧物,价值应该不菲。如果结合年羹尧之子带 往京城财物一节及新置保定府房屋,可以推想出,实际上至迟在雍正 二年年末,年羹尧已开始预为安顿家产,内容主要是将在西北多年积
累的家财从西安运回京城和直隶方向。
其四是所有散落于各地方的已运、未运、寄存、在途物品。雍正 三年(1725)陕西巡抚图理琛的奏折还显示出,尚有由西安运往其他


目的地的资产:
据访问得,将现查获年羹尧财物、家口,相继发送京城以及保定 府、冀州、江南扬州、四川成都等地时,从西安雇乘骑、驮载驴、驮 轿驴一千八百余条。又送保定府、京城、湖广襄阳等地时,从西安雇 大车一百余辆。又未及起送、交付西安府知府赵世朗庋藏皮箱一百余 个、匣子一百余个、包袱等物六十余件,交付提塘王卫庋藏毡、毯、 包袱、铜锡器皿、皮箱、团账房、凉棚子、布账房等物共一百八十余 项。又白蜡两千余斤,交付武生员张希凡藏团账房、凉棚子、布账房等物共七十项。等情。[32]
以上四部分财物,细节缺乏,头绪复杂,因此价值难定。


那么是否可以参考同时期被查抄的其他当时有估价记录的官员家 产案例,来推测出各部分大致的数目?雍正时期被查抄官员中有财物 原估记录的案例目前共发现3例[33],最有参考价值的是雍正二年湖南布 政使宋致原籍家产——“其书画玩器等物除平常各样动用器皿并各府 州县志书外,原估价银五千五百五两二钱八分”[34]。宋致的财物与年 羹尧存放在直隶保定、定州资财的情形可比,因为在内容上,宋致同 样有“书画玩器”,在年代上二者也接近;更重要的是,这是经过确 估的数字,可信度高。当然可以讲,年羹尧与宋致在地位权势和财富 聚积能力上不是一个级别,但至少可以认为年羹尧存贮在保定、定州 的财物价值不会低于这一数目。假设年羹尧散落、在途财物价值亦与
之基本等量,则亦估5505两。
所有以上能确定价值和推测其价值的部分,加总起来约三万多两 [35]。目前仅剩年羹尧之子年福带往京城的一大批财物无法估计了,由 于年羹尧家人供词中讲,带往京城的家产才是其主人财物的主体,那 么年羹尧财物的总体价值应该远超过这三万多两。因此联想到直隶总 督李维钧称直隶所藏年之“纱缎古董等物约值银十万余两”,虽然难
以凭信,但这一数目如果作为年羹尧的全部财物价值或许可取。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将年羹尧的家产大略列入下表(表2-1):其 家产总值估计约1595000余两,其中,金银数目所占比重最多,价值达
122万余两(约占77%);其次是盐业等商业资产,有23万余两 (14%);财物次之,粗估10万两(6%);房地又次,约3万余两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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