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鸦片击溃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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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雷履泰在北方空拳打出一片“票号江山”的时候,在炎热的广 东,一个比他年长一岁、尖脸瘦小的南方商人正让自己的财富像泡沫一 样急速膨胀。


这位名叫伍秉鉴(公元1769~1843年,又叫伍浩官)的人,是当时 极少数在世界贸易舞台上拥有声望的中国商人,他的个人财富超过任何 一个晋商或徽商家族,是帝国当之无愧的首富。一位在广州居住了20多 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一书中说:“伍浩官究竟有多少 钱,是大家常常辩论的题目。


1834年,有一次,浩官对他的各种田产、 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估计了一下,共约2600万银 元。”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就是当时世界上的首富,在《华尔街日 报》亚洲版,评选出的1000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中,伍秉鉴是 6个入选的中国人里唯一的商人。355


伍家并非老字号的十三行世家,他的父亲伍国莹曾是潘启家族同文 行的账房先生,后来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持下自立门户,创办怡和 行,伍秉鉴在32岁时继承父业,历20余年,终于超越同文行成为行商的 领袖——“商总”。 伍秉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二,一是诚实谦顺、敢于吃亏的经商个 性,二是与英美外资公司超乎想象的密切关系。 流传至今的伍秉鉴故事大多与“吃亏”有关。1805年,一家外国商号 按照约定将一批棉花运到广州,货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都不肯 碰,然而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也因此亏了1万多银元,他对外商 只说了一句话:“以后要多加小心。”还有一次,一位欠了伍秉鉴7.2万银 元的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欠款在身,离家多年却 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掉了借据,让他放心地回去。这些“小故事”让西方 人印象深刻,在他们的很多来往信函中,都称伍秉鉴“在诚实和博爱方 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当时,行 商与外商的交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双方的贸易经营全凭口头约定,从不 用书面契约,人格信用自然成了做生意最重要的前提。


▲晚清商行 伍秉鉴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交情延及父辈,双方都在长期贸易中获 得了最大利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 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 家借贷。而伍氏在经营上的才干也让洋人非常钦佩,有记载说,某次, 双方要盘点一笔百余万元的期票利息,英商先是计算清楚了,然后到伍 家对账,伍秉鉴根据核对出来的数据,当场就算出了兑付利息,竟与英 商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对方极为惊讶和折服。


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 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象,尽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费较高,但仍乐 意与他交易。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中赚得钵满盆 满,引起了英国自由商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不满,垄断地位被打破似乎只 是时间问题,伍秉鉴似乎预感到了这一很可能出现的变化。因此,他在 新崛起的、年轻的英美商人身上大力投资。


威廉·查顿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随船医生,后来独立门户创办 洋行,伍秉鉴与之合作,查顿在广州注册的洋行名称就是貌似与怡和 行“一胞双胎”的怡和洋行。1833年,英国的国际贸易政策终于发生重大 变化,国会剥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贸易的垄断权,此后,英 国东印度公司逐渐退出对华贸易。在伍秉鉴的扶持下,怡和洋行迅速做 大,很快占有了广州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在广东商界,查顿 有“铁头老鼠”的诨号。356 伍秉鉴扶持的另外两家洋行,一是英资的宝顺洋行,它是英国东印 度公司的一家关联企业,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出后,它继承了与怡和行的 大部分业务关系,其核心合伙人是托马斯·颠地,此人个性张扬,桀骜 不驯。还有就是美资的旗昌洋行,伍秉鉴与它的关系尤为密切。 旗昌的创办人是罗密欧·罗素,1818年创办于广州,它一开始很不 起眼,“只是一家聊有薄资的代理行,靠替大老板打杂、跑腿起家”。


1830年,来自波士顿的两个年轻水手——约翰·福布斯和罗伯特·福布斯 兄弟加入了旗昌,其中约翰·福布斯当时只有16岁,聪明伶俐,深得伍 秉鉴喜欢,便收他为义子,怡和行为旗昌的所有业务做担保,旗昌很快 风生水起,据一些史料的记载,伍家在这家洋行中拥有60%的股份。 1837年,福布斯兄弟分道扬镳,罗伯特·福布斯继续留在广州,约翰·福 布斯则回到美国,他把在中国赚到的钱全部投资于铁路,成为北美地区 最大的铁路承建商,福布斯家族也一跃成为美国最显赫的商业世家之 一,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约翰·福布斯·克里就是约翰·福布斯的 曾外孙。自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淡出中国之后,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和旗 昌洋行,成为势力最强、控制对华贸易的三大外资企业,而伍秉鉴与它 们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关系。 除了在对外贸易上翻手覆云,伍秉鉴在官商关系的处理上也与前辈


潘启一样的高明,他跟广东的地方官员保持了非常良好的互动,《广州 府志》记载,“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之冠”。1811年到 1819年期间,受经济景气影响,十三行商人陷入集体低迷,伍秉鉴先是 将他在羽纱业务中的利润所得全数拿出来,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然后 又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200余万银元,使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 依附于怡和行,他本人的威望也无可撼动。 从一张油画肖像来看,伍秉鉴长得非常清瘦,宽额、凹眼、细脖, 一副南亚人的典型模样。他个性低调,不苟言笑,据说“一辈子只讲过 一句笑话”。他靠捐钱得到了一个三品的顶戴,不过,除了极少数的日 子,从不穿戴官服。他的西方合作者对他的评价是:“诚实、亲切、细 心、慷慨,天生有懦弱的性格。”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充满了商业智慧的低调商人,在有意无意中, 扮演了“帝国掘墓人”的角色。 伍秉鉴的生意,从表面上看主要是茶叶和生丝的出口,而实际上, 又与另外一项十分隐秘的进口业务有关。正是这项业务,导致了中国对 外贸易情势的“天地变色”,并进而造成国运陡转。它就是鸦片贸易。


 提炼鸦片的罂粟早在公元7世纪就由阿拉伯人传入了中国,它被当 成是治疗疼痛的药物原料。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在台湾、广东和福建 一带,有人把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早期,它属奢侈品,吸食者为 追求刺激的政府官员、无所事事的军人和沉迷享乐的贵妇人。清帝国在 1729年(雍正年间)明令禁止销售和吸食鸦片。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 记载,这一年输入中国市场的鸦片为200箱。1796年(嘉庆年间)再次 重申取缔进口和种植鸦片,这时候,年销售量已经达到了4000~5000 箱。在对华鸦片业务中,英国商人出于利益的考虑,扮演了走私者的角


色。从1729年到1800年,中国的鸦片进口增长超过20倍,成瘾者约为10 万人左右。到1818年,英国科学家研制出更廉价、药效更强的混合鸦 片,它迅猛地扩大了消费市场。▲伍秉鉴 一向以文明人标榜的英国人当然知道鸦片对中国的伤害性,然而在 诱人的现实面前,他们还是选择了利益。慑于清帝国的鸦片禁令,英国 东印度公司在公开的航运指令中禁止贩运鸦片,“以免牵连本公司”,可 是在实际经营中,则将鸦片的销售权让给持有该公司执照经营航运的走 私快船去做。357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形象地描述了当时鸦片走私的繁忙景 象:做鸦片交易的机构,即所谓“窑口”,通常拥有一万到两万银元不等 的资金,他们在外国商馆中付清购买鸦片的货款,然后驾驶航速极快的 小型走私艇,到停泊在伶仃岛的“趸船”上提货,这些走私艇也被叫 作“快蟹”和“扒龙”。这些船艇全副武装,由六七十个水手划桨,每边有 20来支橹桨,其航速令人吃惊。1831年时,大约有一二百艘这种走私艇 穿梭于广州周围水域。鸦片从广州向西运往广西和贵州,向东运往福 建,向北运往河南、江西、安徽甚至远达山陕、京城。鸦片贩子经常与 黑道结交,也与山西票商们保持联系,以便转折资金。358


▲吸鸦片的女子 这种庞大的鸦片销售体系的最上游,则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实际控 制。创办怡和洋行的查顿在一份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承认,“所有走私和 走私者的始作俑者,乃是东印度公司”。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出市 场后,继而代之的英美洋行承接了所有的鸦片业务。对于这种不道德的
阴阳做法,英国政府甚至公开予以支持,主持国政的惠灵顿公爵在1838 年5月宣称,“国会不仅不对鸦片贸易表示不快,而且还要爱护、扩展和 促进这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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