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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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史学传统中,有四部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 《三国志》被放在一起,不仅被当作中国正史的起源,也被认为是中国 史书的杰作,到了现代还被看作中国人文养成的必读书籍。 即使经过这么多年,即使经过包括“五四”在内的各种运动,至少在 台湾,到我这一代受教育时,正史,尤其是“前四史”的崇高地位仍然不 可动摇。


将近三十年前,我进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很快就听说有一位传 奇的学长,赢得了同学乃至老师的敬畏,理由就是他在念本科时,就 将“二十二史”(没有“二十四史”中的《旧唐史》和《旧五代史》)从头 到尾读完了。他住在八个人一大间的宿舍里,宿舍里当然吵吵闹闹,人 来人往,他在自己的床头特别贴了一张告示,请找他聊天的同学,说话 时间不要超过十五分钟。 这位传奇学长是王汎森,后来他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 成了一个真正的大学问家。不可否认,他的学问基础应该有一大部分是 靠读“二十二史”打下来的。我们绝大部分的人,没有他那样的毅力和工 夫,我们读不完“二十二史”,但至少该把“前四史”从头到尾读完吧!在 历史系学了四年,要是连“前四史”都没读过一遍,也不太好意思让人家 知道。我这一代人仍然能感受到“前四史”巨大的魅力。


《史记》是具备高 度开创精神,又呈现出惊人完整性的伟大作品,毫无疑义。《汉书》也 有明确的历史地位,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著作。 《史记》是通史,它将中国人的历史从头讲起,一直讲到史家自己 生活的当下。太史公司马迁去世之后,历史还在继续发展变化,通史就


应该往后延伸,所以很自然,有人将《史记》继续写下去。刘向、刘歆 父子续过《史记》,扬雄续过《史记》,冯商也续过《史记》。还有一 个续《史记》的重要人物是班彪。 班彪是班固的父亲,他接着《史记》写了六十五篇,他的儿子班固 继承了父亲的工作。


不过班固差点被这件事害死,有人到皇帝那里告 状,说班固“私作史记”,意思是他胆大妄为,竟敢以私人身份、立场写 历史,评判历史,班固因之下狱。 在班固的时代,“私作史记”已经被定为禁止的事了,禁止的理由是 写当代历史往往涉及对皇帝和王朝的评判,大不敬。班固后来能平安出 狱,是因为班超努力为他辩解:第一,他只是继承了父亲的文稿,很 多“私作”不是他写的;第二,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写当代的历史,从他 父亲到他,都只是对《史记》中缺漏的历史进行补充而已,没有写东汉 当朝的历史。 班固被放了出来,因祸得福。朝廷认识到班固有历史记述的家学背 景,又有一定的历史写作能力,就让他参与记录东汉开国历史的工作。 班固因此逐渐取得信任,最后获得了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完成西汉的 历史记录。


02 班固《汉书》与断代史传统 《汉书》建立了断代史或朝代史的观念,以一个朝代的历史作为书 写历史的基本单位,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在班固完成《汉书》之前,大 家理所当然的想法,都还是将通史往后写,一直写到当代。这样的历史 书写模式,必定让当权者不安,没有任何握有大权的人,喜欢被底下的 人评价,更何况这样的评价会以历史的形式长期流传。 在皇权高压和史家生死忧患的张力之下,产生了“断代史”的妥协, 这相当于史家放弃书写当代历史,将历史书写的对象明确地定义为“前 朝”,也就是已经结束了的、如今已不存在的朝代,才被写进历史,成 为史家记录和评判的对象。这样做可以让当权者放心,同时当权者也放 弃了全面管控当代历史写作的企图,而是将之交给后人处理。


这样的观 念,相当于暂时搁置当代史,有助于解决政治权力与历史记录之间的冲 突,这是中国史学得以成长的关键因素。 断代史写的是前朝的历史,断代官书则是政治权力与史家对前朝历 史的共识。史家凭借的是他的专业历史书写,不过他的书写工作是由政 治权力许可的,当然也就必须接受政治权力的审查。 《汉书》是班彪和班固创作的,但在写作动机上与太史公写的《史 记》很不一样。《汉书》绝对不可能“成一家之言”,它体现的不是班氏 父子个人的看法,而是当权者假手他们找到的集体共识。 《汉书》有关汉武帝之前的人和事,几乎照抄《史记》,这就是明 证。既然《史记》中这部分内容已经广为流传且为大家所接受,班固就 没有必要也没有道理撰写自己的版本,因为《汉书》要呈现的,不是班 固所知所见的西汉历史,而是当权者认定能够接受和应该接受的西汉历


史。从《汉书》开始,所谓历史书写,就是从别人已经写好的、已经固 定了的叙述继续往后写,不改动前面的书写,而是整理后面还未固定的 材料,将之固定下来。所以《汉书》真正重要的部分,就是太史公司马 迁无法记录的部分,也就是从汉武帝后期直到王莽崛起、西汉灭亡的历 史。


03 比较《史记》与《汉书》,古已有之 在中国的文史传统中,一直存在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史汉比 较”——比较《史记》与《汉书》的异同优劣。前者是最早也最重要的 通史,后者是最早也最重要的断代史,而且两部著作的内容又有相当程 度的重叠,特别适合拿来做比较。越是进行“史汉比较”,就越是抬高了 《史记》和《汉书》的地位,也将这两部史书与其他史书区别开来,使 之成为中国史学经典中的经典。 “史汉比较”,大体而言,唐以前对《汉书》的评价总体上高于《史 记》,唐中期古文运动兴起后,尤其是宋朝以后,就逆转为对《史记》 的评价高于《汉书》了。 “史汉比较”的一些主题,早在六朝时就确立下来了。《后汉书》的 作者范晔,他是南朝刘宋时代的人,曾经精要地描述:“迁文直而事 核,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彪列传》)意思是,司马迁的文章 直率,没有太多文藻装饰;相对而言,班固的文章丰美华丽,对事情的 描述也比较详细。这也就部分说明了,为什么六朝人对班固的评价比司 马迁高,因为班固“文赡”,而丰美的修辞正是六朝文学追求的目标。 


范晔又说:“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 使读之者亹亹而不猒。”意思是,班固的历史叙述不偏激,不强调奇诡 的戏剧性,不带太多情绪,详尽丰富却又巧妙地排除了那些污秽不方便 言说的事,有一定的规矩,让读者读来很享受,愿意一直读下去。这些 对班固的称赞,同时也是对司马迁的批评。司马迁的叙事有较强的戏剧 性,行文时带情绪,另外,司马迁并不避讳一些肮脏不方便言说的事。 范晔为了写《后汉书》,曾经认真研究过汉朝的种种著作和史料,


他对班固的看法,确有见地。他称赞班固的叙述,却批评班固对史事的 评论。他说:“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 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范晔认为,班固评断人的标准有问题,很不 重视死节之士,不记录他们的事迹,而且在评论中反对他们的行为。 关于班固的史论态度,比范晔更早的西晋文学家傅玄就有过类似的 批评。傅玄说:“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 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傅玄认为,关于朝廷的政治得 失,班固倾向于美化皇帝,苛责大臣;关于思想教化,班固喜欢圆滑世 故却贬抑坚持原则的正直品质;关于现实描述,班固习惯写中规中矩的 文章,却没有具体的事实铺陈。 班固的历史叙述写得很好,但他的评论有问题。叙述需要的是写作 的工夫,评论考验的却是道德和善恶是非。于是,班固的评论难免引发 人们对他品格的质疑。 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中,就直接表达了对班固为人的不 满。在《史记》中,司马迁郑重其事地将自己的史学基础和追求,推源 至父亲司马谈,但《汉书》提到班彪时,班固写的是“司徒掾班彪”。钱 先生以此比较,看出司马迁与班固在心术上大不相同。 总体来说,《汉书》的立场的确与《史记》大不相同。但造成差异 的,与其说是司马迁和班固的品格高下,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史记》是 私人著述,而《汉书》则是官修史书。司马迁个人所持的价值观,有很 大一部分是批判皇权,甚至是与皇权对立的,他可以大胆无忌;而官方 立场的《汉书》,就没有容纳这种意见的空间了。 官修史书提及君臣关系,当然是站在国君这边,会抬高皇帝且不会 刻意彰显大臣。


既然是官书,它当然不能像《史记》那样表扬刺客,也 不能强调死守原则的重要性,而是突显人要识时务,要有一定的世故圆 滑,才能为帝王提供更好的服务。 换句话说,这不是班固的问题,而是正史具备了官书性质后产生的


普遍问题。《汉书》采取的立场,也被后来的正史继承,除了少数几部 有突出表现之外,整体来说,正史从此走了一条“皇权本位”或“皇帝本 位”的基本路线,《汉书》不过是开启这种传统的第一部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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