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一个软弱的小国是如何苟延残喘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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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书向来有“暴秦、强汉、盛唐、弱宋”的“公论”。宋朝被认为 是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王朝。它的疆域面积比汉唐都小,长期受北方蛮 族的侵扰,开国160多年后,首都汴京被攻破,连皇帝和太皇帝都被抓 走了,朝廷偏安到长江以南的临安(今浙江杭州)又苟延残喘了100多 年。钱穆对宋代的评价就非常之低,


认为“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 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 不过,宋之“弱”却有它妩媚的一面。 这是史上最温和的一个政权。宋代理学家程伊川曾总结“本朝超越 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 明——“四圣百年”;三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 ——“受命之日,市不易肆”;四是100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 ——“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五是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至诚以 待夷狄”。这五件事情或有夸张的地方,但离事实不远,特别是第一条 和第四条最为难得,由此可见,宋代确实是别开生面。


北、南两宋加起来300余年,比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元明清都要 长,对外委曲求全,对内温和文治,18位皇帝中没有出现一位“铁血大


帝”,这也算是“超越古今之事”。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当即实 施了体恤民间的减税政策,宣布大幅减免国内所有关隘的关税和商税, 官兵不得扣留旅行者,不得任意搜索民众的包箱,政府所征收的税赋要 公开张贴在官府的大门上,不能擅自增加或创收。189 在产业经济上,造成宋代工商繁荣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水稻的引进。


水稻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国(今越南北 部)的占城稻被广泛引入长江流域,它一年可有两熟,甚至三熟,而且 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要高一倍,从而引发了一场“粮食革命”。据《宋 代经济史》作者漆侠的计算,宋代垦田面积达到了7.2亿亩,南方水稻 亩产约353市斤,北方小麦亩产约178市斤,无论是面积还是亩产都远远 超过前代。


190自水稻被广泛引进之后,适合种植的江南地区终于确立了 经济中心的地位,“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粮食产量的剧增,使得“中国硕大的沙漏倒转了”。191宋代人口出现 急速增长的趋势,开国初年,全国人口约5000万人,到200年后的公元 1200年已经超过1亿,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庞大帝国。192 发生在10世纪的这场“粮食革命”,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意义非同小 可。从此之后,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刚性需求”, 与汉唐相比,宋人的“血性”明显不足,“弱宋”之论由此而生。


这一特征 投射在社会制度上,就是国家的成长路径不由自主地趋于内生化,“稳 定”的意义第一次决定性地大于“扩张”,其后的制度变革均以此为思考 起点。如果放到全球经济史的大背景下,我们则可以看到,欧洲类似 的“粮食革命”发生在16世纪中期,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从美洲引进了马铃 薯、玉米,从而解决了粮食问题,进而出现人口大爆炸,并最终推动了 资本主义的萌芽。农业革命是其他一切革命的前提,魏斐德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一文中认为,中国在农业上的早慧,使得“欧洲发展 到它早期现代化的程度时,中国早于它400年就达到了那个水平”。


193 长期的政权稳定、温和的执政理念、粮食产量的倍数增长以及人口 的膨胀,为工商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无比宽阔的市场空间,其结果就是, 宋代的文明水平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度。 清末学者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 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当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也说:“华夏民 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南宋之世。”194中国古代的“四大发 明”,除了造纸术之外,其余三项——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均出 现于宋代。台湾学者许倬云的研究发现,“宋元时代,中国的科学水平 到达极盛,即使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也居领先地位”。 宋代的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都在世界上 处于一流水准。宋人甚至还懂得用活塞运动制造热气流,并据此发明了 风箱,它后来传入欧洲,英国人根据这一科学原理发明了蒸汽机。195 宋代企业规模之大,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后的很多朝代。


以矿冶业为 例,徐州是当时的冶铁中心,有36个冶炼基地,总计有5000~6000名工 人。信州铅山等地的铜、铅矿,“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开采,每年的 产量达数千万斤。诏州的铜铅矿区也有超过10万人常年从事开采业。首 都汴京是兵器制造中心,拥有军匠3700人,作坊工人5000人,再加上配 套人员,总数也将近一万,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万人工厂”。据经 济史学者哈特韦尔的计算,在1080年前后,中国的铁产量可能超过了 700年后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地区的总产量。


另外,罗伯特·浩特威尔的研 究也表明,在11~12世纪,中国的煤铁产量甚至比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 还要多。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远非前朝可比。为了促进流通,宋政府取消了 汉唐以来的很多禁令,比较重要的有四条:其一,商品与铺号不再集中


于政府指定的官市,居民区与商业区可以混杂,不必分开,居民被允许 自由地向街开店,这使得流传千年的坊市制度成了历史;其二,取消了 宵禁制度,百姓可以在夜间出游、做生意;其三,取消了对集市的行政 性限制,大量非法的“草市”、“墟”终于得到政策上的认可;其四,放松 了价格管制,任由市场波动决定。我们可以认定,近一千年来中国商业 流通的运营模式在此基本定型。 ▲《清明上河图》局部(明)仇英摹本


这些政策无疑对工商贸易的刺激是空前的。汴京是当时世界人口最 多的城市,它的面积约34平方公里,比唐长安城要小,但是人口总数却 达到140万左右,密度之高非常惊人。城内有8万多名各类工匠以及2万 多家商店,每日车水马龙,挥汗成雨。流传至今的名画——张择端的 《清明上河图》就以生动而细致的笔触定格了当时的繁荣景象。 宋代对商人阶层的认知有了极大的进步,可谓情势大变,其地位不 再像前朝那样低贱。诸如不得穿丝绸衣服、不能骑马乘车等规矩早已废 除,商人及其子孙不能参加科举和当官的禁令也不再执行,人们不以经 商为耻。


在经济思想上,南宋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们反 对“重本抑末”,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 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 法国学者谢和耐断定:“从11世纪至13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 逐渐发生变化,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一个极不相同又极其活跃 的阶层出现了,并开始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这个阶层就是商人。这股 新兴的势力慢慢地削弱了中国社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在宋代时期 尤其是在13世纪,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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